萬隆會議飛機定時炸彈,萬隆會議飛機定時炸彈哪個國家安裝的(二)

更新時間：2023-08-11 19:46:22 高考知識網 www.pvszdiiu.cn

發赴昆明，等待緬甸方面的專機；另一路人馬則按原計劃從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赴雅加達。4月7日，北京西郊機場，周恩來剛剛準備離開候機室，更詳細的情報來了，“蔣介石要炸‘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周恩來的叮囑下，這紙情報很快轉到外交部。與印航與香港方面再三交涉后，對方的回應是：應該沒問題。但還是增加了安全措施。“但是，情報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提起這場變故，成元功滿腹遺憾。4月11日中午，是中國代表團11人在香港啟德機場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離開的時間。這天，身在昆明、數次要求港英當局嚴防蔣特破壞的周恩來坐立不安??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下表。12點30分到了！他在會客廳踱起步來。陳毅大口抽著煙，“莫急，莫急噢。”1點鐘，外交部來電：“克什米爾公主號”于12點15分準時起飛，一切正常。周、陳這才松了一口氣。幾個小時后，情勢急轉直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由香港起飛三四個小時后和導航臺中斷了聯系先是莫斯科傳來消息說客機中途爆炸墜毀在南中國海。不久，幾家外國通訊社報道了這個消息。而臺蔣電臺早已播發了“周恩來座機墜毀”的新聞。當時，殉難者名單還沒有拿到，“大家又是擔心又是悲痛，聚集在總理屋里，徹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討論總理該不該放棄萬隆會議。但是，總理很堅持。”成元功記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來回到自己屋里，讀完鄧穎超的來信，寫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2009年清明，錢嗣杰如常來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這里埋葬著他曾經的戰友、兄弟、同事、還有領導。在一塊刻有周恩來親筆題寫“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字樣的紀念碑前，他長久佇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離開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簡歷，錢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誦出這些在夢里叫了千萬遍的名字：沈建圖、黃作梅、李……“有時候回頭看看，我就想，這50年是多活出來的。”54年前，身為新華社萬隆會議特派報道組中兩個幸存者之一，錢嗣杰的生命陰差陽錯地得到了眷顧。飛機在中國南海上空爆炸時，27歲、告別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錢嗣杰正身在雅加達一家旅館里，緊張地等待著自己的同事與領導抵達。此前，他和報務員劉茂儉帶著長長一列清單，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購報道設備。東西還沒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做了一個決定：外交部兩位信使從香港乘船前往萬隆，隨身攜帶很多重要東西，為了安全，讓錢嗣杰與劉茂儉兩個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則由自己來負責購買帶上飛機。“當時我們兩個一肚子不樂意，只能搭船走了。”就這樣，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錢嗣杰到了雅加達。“知道11號大部隊要來，我一大早起來，激動得坐立不安。”房間里的無線電開著，消磨著時間，“突然有消息說中國代表團飛機爆炸……”錢嗣杰沒有再說下去，那一刻的記憶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隨歲月消減。出發前，又是戰友又是同事的李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錢，別擔心，晚上我幫你整理照片。”在錢嗣杰的腦海里，那些曾經年輕的臉龐依然年輕，“那會兒，沈建圖的妻子已經懷孕9個月，他是印尼歸國的才子，亮閃閃的眼睛，英語比漢語說得好；黃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點馬虎……”除了振作起來，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們完成未了的心愿。”萬隆會議上，錢嗣杰5天5夜沒有睡覺。

4事件后續編輯

4月16日晚6時，周恩來出現在雅加達機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成為最繁忙的人。有這樣一組數據：會議7天，他參加會議16次，會客約談10次，宴會活動15次，睡眠不超過13個小時……這樣超負荷的運轉換來的是中國政府在萬隆的成功。“會議之前，僅有6個國家與中國建交，會議后，第三世界國家紛紛伸出友誼之手。多年后，這些兄弟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成元功說。有后人這樣評價萬隆會議的意義：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產生的萬隆精神和國際關系十項原則是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的指針。萬隆會議作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而永載史冊。在緊張的會議當中，周恩來仍不時關心著“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情況。當時，奉命前往新加坡處理善后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來到萬隆，周恩來在聽取了他的情況匯報后，滿懷深情地說：“烈士們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各國人民和世界先進人類為和事業而奮斗的歷史上。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主的事業犧牲的。”周恩來囑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將親自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在亞非會議開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國代表團收到一封署名為“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信，信中說：3月初，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奉國民黨總統府之命，組織了28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謀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并稱，暗殺隊已于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系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駐印尼大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還領到印尼盾20萬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代表團立即對這封來信進行了研究。盡管此信內容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是，根據當時的安全形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必須采取措施嚴加防范。于是，代表團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強安全保衛，一面召開內部會議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印尼方面非常重視，立刻加強了對萬隆的外圍警戒，并抽調了大量警力防范，專門派一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同時，如果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一至兩輛憲兵吉普車隨衛。成元功回憶說：“為保證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志，弦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們所帶的手槍都是子彈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后，在情況復雜時我們往往干脆把總理包在中間。”值得欣慰的是，美蔣特務的暗殺周恩來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且亞非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而“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猶如一道傷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國外交人的記憶里，隱隱作痛，但是，也輸送著力量。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并毛澤東，報告代表團安抵達昆明。電報說：“出國半月，因時間短促，工作緊張繁忙，許多重要會談未能一一及時電告。準備在昆明休息幾日，把重要會談情況按專題寫出報告。”5月7日上午11點，周恩來一行乘坐的專機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黨和*劉少奇、陳云、林伯渠、董必武、鄧小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面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高向周恩來介紹了他在香港期間所了解的有關事件的情況。周恩來讓高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請尼赫魯致電時任英國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國政府告訴香港當局在調查上予以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國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調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調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給港英方面。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斗爭方針和策略。經過研究，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此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面前聲名狼藉。破案的關鍵在于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表示愿與我合作，則我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兇手跑掉。如英國故意不破案，則可視情況同英國進行斗爭。在對英策略方面，大家認為，英國對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面對美有顧慮，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中英關系及自身利益的情況。因此，應采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按照既定方針，當天，周恩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要他轉告英國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指示香港當局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事件能夠破案。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是能夠破案的。同時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當局對得到的材料要嚴加保密，對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員要嚴加監視，以防逃跑，對涉嫌的主要人物應嚴格審訊，并要求審訊時有中方人員在場。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復，表示英國政府愿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當天晚上，周恩來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輝找來。周恩來對熊向輝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項任務：第一，把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第二，把香港當局破案的情況及時報回；第三，代表中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處理這個案件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件事要抓緊。這件事也非常復雜，牽涉到臺灣、英國和美國。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進英國破案。”熊向輝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3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并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臺灣的美國民航公司保安員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飛來班機的行李艙里發現一名“潛乘者”，經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職員周駒。本來，周駒在事發后非常緊張，一心想著趕緊離開香港去臺灣。這時，臺灣國民黨保密局給香港情報站下達指令，要他們采取隱蔽措施，同時讓特務轉告周駒，要保持鎮靜。特務機關讓周駒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傳訊，只要咬住不說，就不會有事，并準備從當月起，每月給周200港幣津貼，以示安慰。港英警方也曾傳訊過周駒兩次，但并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遙法外，并得以逃脫。中方得知周駒潛逃臺灣后，立即向港英當局表示抗議，并要求其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港英方面則稱，香港跟臺灣沒有引渡條約，無法引渡。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中，周駒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一個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禍首，而港英當局在隨后的結案聲明中僅僅指控周駒一人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