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學習成績靠前的孩子基本都會‘考’到海淀區的好中學去，經過從去年到今年實施的一些政策，現在學生們基本都留在了本區。”北京市豐臺區一所優質小學的校長向記者透露。

隨著各地政府紛紛頒布義務教育階段的招生政策，一年一度的“招生季”來了。

從去年起，我國的教育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教育部及各個地方出臺了多項重磅改革措施，在義務教育階段，“均衡發展”可謂是改革的核心內容。

這一方面說明實現教育均衡是義務教育階段的重中之重，同時也說明，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不均衡現象普遍存在。

教育發展不均衡其實就是教育領域的“貧富差距”。與經濟、文化等領域類似，這種“貧富差距”首先存在于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它造成的是不同地區孩子教育的不公，在各級政府下大力氣加大財政投入后，這種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差距”同時也存在于同一區域內，比如，大城市的不同區縣，它造成在權、錢推動下的無序擇校、或明或暗的擇校費、天價的學區房以及被功利主義折磨著的孩子。

由于北京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時也是一個流動人口眾多的地區，這里曾被稱為這種教育“頑疾”的重災區。

據了解，北京市朝陽區部分公立中小學中非京籍學生已經超過一半，有的甚至更多，保證這些孩子接受教育的權利也是北京的職責。

眾多群體的利益和需求交織在一起，不斷地增加著北京教育改革的難度。

北京一位教育界人士調侃道：北京教育就像一個插滿了管子的“危重病人”，要想徹底改變非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不可。

初中教育窄化為高中教育預備教育，改革中考對義務教育有實際影響

“今年的中考政策變化很大，對我們這些非教育強區來說是利好。之前很多對改革持觀望態度的教師或者家長，今年中考后一定會有所轉變！”豐臺區那所優質小學的校長說。

來，我國圍繞義務教育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并不少，包括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課程改革、減負，但是，最終的成效并不理想。不少人說：只要“指揮棒”不變，所有改革都白搭。

有輿論認為問題的關鍵出在高考。高考是當前最大的“指揮棒”。但是，作為義務教育終點的中考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很多“小升初”甚至“幼升小”的擇校，其實都是盯著那些能讓自己的孩子考上好高中的學校，也就是中考成績優秀的學校。

中考是對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產生實際影響的考試。

“當前，初中教育存在‘窄化’的問題。”北京市委教工委書記茍仲文說。整個初中3年就是為了中考這一次考試做準備，服務于高中選拔學生，以考試升學的目標代替了育人目標。這樣，初中的教育內容窄化為考卷內容，評價標準窄化為考試分數。初中教育的獨立價值被忽視了，初中被窄化為高中教育的預備教育。

“既然大家都認考試，那我們就從考試改起。”北京市教委一位權威人士說。

今年北京市的改革重點是中考。

去掉難度系數小于0.2的考題，不讓九成學生成為考試陪練

在今年3月公布的《關于做好高級中等學校考試招生工作的意見》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降低難度”。

怎么降呢？

往常的中考中，總有一些題是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出來的。比如難度系數在0.2以下的題目。

這個難度系數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只有不足20%的考生會做這道題，最終能完全做對的也許不足10%。

其實這個難度系數是為中考的選拔功能服務的、為高中選拔學生服務的。這就像一個“坑”，學校上下會為了這10%～20%的好學生努力。但是要知道，無論學生如何復，總有80%～90%的學生是拿不到這道題的分數的。這種情況下，那90%一定會成為10%的陪練。

整個初中的教育生態被這種選拔影響著，甚至可以說一些“尖子生”就是靠做題做出來的。

有權威人士透露，北京市幾年前曾經作過一個研究，當年中考有5%的考生完全做對了一道難度系數最高的題，3年后對這5%的學生的高考成績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他們只有不足一半的人仍然保持在原有的梯隊中。

“這表明，這類題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負擔。”這位權威人士說。

所以，今年中考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各學科試題0.2難度系數的題目全部取消。就是要扭轉這種“為了最后那幾道難題而海量做題”的局面，真正的尖子生是9年的學習積累出來的，而不是考出來的。

但是，“取消難題，也不意味著試題出得很‘水’，而是要有思維量，題目在‘寬’和‘廣’上做文章。”一位業內專家說。

說到底，這種變化就是要改變目前教育中“分層發展”的局面。有人曾開玩笑地說：如果能考到650以上，大猩猩都能上清華北大。這個玩笑雖然夸張，卻非常尖銳地指出了分層發展在招生過程中看“分”不看“人”的弊端。

也有不少業內人士說我們的學校是“勺子長、鏟子短”，這其實在諷刺以“選拔”和“分層”為特點的教育，使學校“掐尖兒”的能力越來越強，而對學生進行加工的能力卻被弱化了。

中考的這個轉變，就是要使孩子不再為了高分而學習，而是讓他們從初中起就開始關注自身的特長和喜好，也使學校從重視分數轉變為更加注重如何為每個孩子提供更適合的教育，使得我們的教育從“分層發展”轉變為“分類發展”。

只有這樣，教育的均衡發展才能真正實現。因為只要在“分層發展”的模式下，即使“均衡”了，又會有新的“牛校”冒出來。而“分類發展”，學校、家長關注的都是學生的特性。這時候，評價的標準就不是分數了，而是適合不適合。

改革說到底是調整利益分配，關鍵是明確動誰的奶酪

改革改到深處是利益的調整和分配。

如今皆大歡喜的改革越來越少，教育改革也同理。

去年以來，北京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廣。無論是取消共建、限制擇校，還是推進名額分配、九年一貫對口直升，每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意味著觸動一些固有的利益。

“我們現在根本不是‘招生’的，而是變成‘接生’的。”北京市一位名校校長說。

這其實就是一種利益的博弈。

長期以來名校在資源分配、生源分配等方面都是受益者。現在，名校不能再跨區招生了，優質高中名額下放到初中校的分配方式也更向普通學校傾斜了，傳統的教育“弱區”有了更多的機會，普普通通的孩子可以輕輕松松獲得名校的學位……

這會不會造成新的不公？

“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關鍵是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明確‘動誰的奶酪’，又要‘把誰的利益放在首位’。”茍仲文說。

其實，這么多年來教育的改革層出不窮，但是最終“雷聲大雨點小”，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沒有從學生的利益出發。這次北京的改革則實實在在讓占絕大多數的普通學生有了“獲得感”。

不過，均衡不是均主義。教育均衡本質上應是一種動態的、相對的、和諧的均衡。所以，只有一直把學生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才能對政策作出最為及時和恰當的調整。

但愿，北京中考的改革解決的不僅僅是教育均衡的難題，更能找到讓教育回歸本質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