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子女后代現狀,萬里簡歷和主要功績成就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萬里同志，于7月15日12點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鄧小曾說，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農村的改革始于安徽，萬里同志是有功的。

除此外，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和闖將，在其百年生涯中，還被賦予很多很高的評價：“新中國城建的開拓者”、“包產到戶，萬里第一”、“安全正點萬里行”，“解決難題的能手”，當這些評語再映入眼簾，仍能感知到萬里一生做過和經歷過的實事震撼人心。

1.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兩次斗爭

“萬里認為，在鐵道部和安徽經歷的是一生中兩次最驚心動魄的斗爭。他曾跟大兒子萬伯翱說過，老大，你不是喜歡寫劇本嘛，這就是一出戲啊。”

安全正點萬里行

1975年1月18日，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59歲的萬里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整頓當時國民經濟最薄弱的首要環節。此時，他已是一個有著39年黨齡的共產黨人，也是在"文革"中幾經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臨危受命，他面對的是比戰場和工地更為復雜的局面，因為這是一個"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邃變炎涼"的特殊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著黨的事業和經濟工作。而此時的中國鐵路，正處在半癱瘓的狀態，黨性喪失，派性作祟；指揮不動，調度不靈。號稱是大動脈，卻不通不暢，惡果已經波及整個國民經濟。

第三任鐵道部長萬里(資料圖)

萬里不自覺中又一次站在了風口浪尖上。

面對危局，萬里沒有讓*失望，他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牢牢地抓住問題的核心，他認為：派性問題是政治問題，不解決派性斗爭，鐵路復興無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發(1975)9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經毛*審閱后，下發實行。

隨后，萬里攜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戰徐州，再戰鄭州，三戰蘭州，用霹靂手段，果斷清剿各種派性力量，撥亂反正，迅速打通隴海、京廣、蘭新等鐵路樞紐。萬里提出了“四通八達，多裝快跑，安全正點”的口號，人們估計要3年才能整頓好的目標，他力排“四人幫”的干擾，用半年時間就實現了。半年過后，鐵路正點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復正常，正像毛*評價萬里的一樣，鐵路開始"日行萬里"，成為鄧小治理整頓的"開路先鋒"。而萬里作為黨內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業已深入人心。

可是不久，隨著鄧小的又一次下臺，萬里再次受到沖擊，被剝奪了領導權，被批斗和氣得患了重病，住進了北京醫院

2.新中國城建的開拓者

1958年3月，萬里調北京市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要建設一批“國慶工程”，包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北京火車站、北京農業展覽館、北京華僑大廈、釣魚臺國賓館、工人體育場。這些重點工程，由總理周恩來領導，萬里具體負責。

1958年9月8日，萬里出席北京市國慶工程動員大會。他要求“設計、施工質量，到世紀末以至下個世紀都用得上看得過。一定要超過過去，超過我們的老祖宗，做出無愧于世界先進水的好的設計來。”會后，根據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向各地建筑專家發出邀請信，請他們進京共同研究設計“十大建筑”。

到9月10日，分散在各地的建筑專家已齊聚北京。北京市委要求專家在5天內拿出第一稿設計方案。9月15日如期完成。到10月中旬已完成8套設計方案，送周恩來審定。周恩來最后確定了第8套方案，并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10月底國慶建筑工程陸續開工。

萬里指揮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會堂

萬里將全部精力集中在國慶工程上。根據周恩來提出的“國慶工程，必須貫徹實用、經濟和在可能情況下注意美觀的原則，尤其是安全問題必須切實做好。大會堂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它的壽命要比故宮和中山堂長，起碼不應少于300年”的指示，萬里組織成立了大會堂結構安全小組，專門負責監督、檢查結構安全工作。

經過10個月的艱苦奮戰，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會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與此同時，其他幾項“國慶工程”也陸續建成。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竣工的前一天，毛澤東視察了人民大會堂，當他看到只用10個月13天就完成了比故宮總建筑面積還大的工程，而故宮花了10多年才初步建成時，毛澤東稱贊萬里：“你是萬里嘛！別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萬里。”1994年3月29日，在《萬里論城市建設》一書出版之際，李瑞環為此書作序，稱贊“萬里同志是新中國城市建設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者”。

3.元老們的故事

萬里與鄧小

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曾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一書中寫道：“萬里同志是鄧小改革開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如果說小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話，那么，他就是高級工程師之一。”

仲勛和廖承志(中)、萬里在一起

談起父親和鄧小的情感，萬伯翱告訴記者：“父親從入黨開始，便長期追隨鄧小，成為鄧的得力干將。父親跟鄧小一起工作學到了很多東西：果斷、堅定、看事物的敏銳眼光、處理事務的辯證方法等等；而鄧小之所以信任父親，也因為危急時刻，父親都能夠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務。”

1949年，萬里隨劉鄧大軍南下，迅速有效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需。新中國成立后，萬里一直跟著周恩來、鄧小搞經濟建設。鄧小任政務院副總理，萬里當第一任城建部長，1958年組織搞“首都十大建筑”；鄧小“三下三上”，有兩次是萬里與他風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萬里與仲勛

在葉匡政著的《大往事》一書中提到，“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威信等幾方面稱贊了仲勛同志，而葉帥則是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在小同志和仲勛談話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同志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耀邦同志原話)。”“仲勛恢復工作后，在萬里邀請下隨廣東省黃靜波副省長去安徽取經，學習農村經濟政策。當萬里談到仲勛在廣東面臨的形勢時，十分關切。尤其是當他得知仲勛隨行沒有帶一名干部的時候，急得拍了大腿。”

據萬里的兒子萬伯翱回憶，“2002年春節老爺子最后一次去廣東，有點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說我來跟廣東人民告別。整個春節只專程看望了兩個人，一個是仲勛，當時伯伯已經病得很嚴重了，過春節早早穿好了紅色的衣服，白色的襯衫，等待著父親，他們激動地擁抱了。老爺子說他來看他的老伙計了，一定要保重身體。仲勛糾正他，什么老伙計，老戰友了！兩人談笑甚歡。另外一個就是在李長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們也是老相識了。”

4.萬里與家人

萬里不凡的感情世界

萬里的情感與家庭生活，外界鮮有人知。1937年10月，東縣第一個縣級黨組織???東縣工委在萬里家成立，他擔任書記。次年8月，東縣陷落，萬里先后調任泰西特委、魯西區黨委宣傳部長，爾后又擔任了運西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他不僅表現出職業革命家超人的才能和膽略，而且吹拉彈唱寫樣樣都會，是冀魯豫邊區三大才子之一。就在這時，萬里結識了邊濤，并產生了深深的愛情。

邊濤當時不滿20歲，是一個出身貧苦家庭的知識分子。她從小深受魯迅著作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是冀魯豫邊區的“三大美人”之一。萬里和邊濤的志同道合，在黨內被傳為佳話。1940年8月18日，他倆在抗日游擊戰爭最殘酷的“反掃蕩”中結為連理。在10年艱苦卓絕的戰火硝煙中，邊濤與萬里一起出生入死，感情更深摯，先后生下了萬伯翱等5個子女。

萬里和家人。自左至右：萬里、孫女萬寶寶、兒子萬季飛、夫人邊濤、兒媳。

萬里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職位上退下來后，與夫人邊濤的晚年情愛更加深摯。邊濤晚年行走不便，有些老年癡呆癥。當年，是邊濤對萬里照顧得精心有加，如今是萬里對邊濤無微不至地照顧。

然而，2003年10月19日上午9點55分，邊濤在家里病情突發逝世！87歲的萬里難抑悲情，趴在老伴的遺體上放聲慟哭：“你走了，我怎么辦呀？”聞訊趕到的李瑞環看到這一幕也不禁淚流不止。

邊濤離去后，萬里每天都放邊濤生前喜愛的音樂???《五月的鮮花》。而她的房間，至今絲毫沒有改變，床邊擺放著鮮花，床頭掛著她的遺像，房間里掛滿了她和家人的照片。在她生前，家里吃飯的桌子是一個直徑1.6米的圓桌，來人時就搭成徑長2米的大圓桌；在她去世后至今，家里再也沒有換過大桌子；她吃飯的位置至今沒有動過，萬里和孩子們在飯桌前一直留著她坐過的扶手椅，桌上擺放著她的餐盤碗筷，日日如此，餐餐如此。

萬里和邊濤的5個子女

在萬里和邊濤的熏陶下，萬伯翱5兄妹在苦難中成長。三子萬季飛成為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長子萬伯翱則長期在體育宣傳界擔任重要工作，業余時間創作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文學專著和電影劇本《三個少女》、電視文學劇本《十三妹除暴》《少林將軍》等，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主持過《中國體育》《運動與休閑》《車王》3本雜志的工作；后來，他先后任國家體委人力資源開發中心主任、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長。其他3個兒女也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一顆常心努力工作。兒女們引以為豪的是，他們不以父親的職位謀私利，靠著自己的奮發而一步一個腳印地成熟起來。

“一遇動搖，立即堅持”

1962年秋日的一個傍晚，北京東城區演樂胡同一個小四合院，萬里的家中，聚齊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氣氛顯得頗為嚴肅，每個人都沉著臉，萬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還時不時發出抽泣聲。

萬里說，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愛，愛孩子，要看怎么一個愛法，怎么對待。長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種愛，放在農村去鍛煉也是一種愛，為此，我決定讓老大到最艱苦的農村去，到農業第一線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們都哭了，奶奶說給他多帶點錢和生活上用的東西。萬里說，不要，什么也不要給他帶，一毛錢也不要給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會給他寄錢。

1991年12月，祖孫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歡聚，共慶萬里75歲壽辰。

萬伯翱出發時，媽媽邊濤給他帶了三樣東西??一件是萬里在抗日戰爭時期部隊發的一床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舊被子，一件是萬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襖。而萬里則送給萬伯翱兩本書和一個筆記本。一本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本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不愛題字的萬里在筆記本的扉頁上寫著：“一遇困難、立即堅持。”

“我們家多一個非黨群眾也好”

萬里的女兒淑鵬大學畢業后，在北京某單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認真負責，頗得領導賞識。單位領導想培養她入黨。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太深，她對政治不感興趣，表現雖好，但也沒有申請入黨。有一次，單位領導進行家訪拜會萬里，他們對萬里說：“小萬在單位表現不錯，雖然還沒有寫入黨申請書，但我們想將她作為發展對象培養她，讓她早日入黨。”

萬里聽后，很靜地對他們說：“不要培養，我們家多一個非黨群眾也好嘛！”

淑鵬后來問過父親，怎么從來不問她關于入黨的事。萬里對她說：“參加革命入黨要靠自覺，我問你干什么呢？”

5.萬里的養生秘訣

在中央中，萬里算是較為長壽的。萬里年90歲時，讀書、看報還不戴老花鏡；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攙扶；和別人談話，思維敏捷，一語中的。

萬伯翱說，父親的養生秘訣是：三打、兩看、一接見，即打橋牌、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看文件、看報紙和接見客人。

其實萬里年輕時也曾是文學青年，從幼年起，讀書便成為萬里的愛好和慣。青年時的他充滿幻想，非常喜愛文學，當時他很想成為一名文學家。大學時，他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讀書上，尤其酷愛外國名著，最喜歡法、俄兩國的文學，對大仲馬、雨果、莫泊桑、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愛不釋手。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讀過。雨果的《悲慘世界》讓他看到了勞動人民的苦難人生，《九三年》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中國文學中，他最喜歡魯迅的作品，尤為喜歡魯迅雜文。

網球和橋牌是萬里的兩大愛好

“文革”期間，萬里也像其他老干部一樣，受到嚴重打擊。一段時間被“監護”在北京衛戍區，每天面壁思過。他就讓家人捎來《魯迅全集》，利用那段時間，萬里將其細看了兩遍。“文革”中，萬里通讀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從中尋找解決中國現狀的理論依據。萬里后來回憶說：“那段時間能夠坐下來讀書是不幸中的萬幸。”

萬伯翱介紹，父親退休后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午飯后要睡上一覺，一般兩點鐘起床去參加體育活動。每周打三四次橋牌，兩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萬里的橋牌水比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萬里說，他下來之后，什么職務也不干了，唯獨橋牌和網球協會名譽會長，他還愿意當。

萬里的橋牌水很不錯，曾經和世界橋牌名將、美籍華人楊小燕女士共同合作獲得了1984年度世界橋牌最佳牌手獎??所羅門獎，這個獎是發給當年世界最優秀的橋牌手的。

萬里自少年時代愛上網球，80余載一直鐘情于此，從未放棄。直到94歲時，萬里還活躍在網球場上。他曾親自創建了安徽省第一支專業網球隊伍，修建了6片室外網球場。萬里曾經與美國總統老布什、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及其他國際友人、愛國華僑等交過手。在訪問澳大利亞時萬里輸給了霍克總理，他風趣地說：“本來旗鼓相當，在中國我贏了他，不能都贏，要互相給面子。”他開玩笑地說，在外交場合，沒有妥協是不行的。老布什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時，和萬里經常在國際俱樂部相遇。他當選總統后，來中國訪問時又專門約萬里打網球。

橋牌和網球是萬里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他永遠重復的口頭禪“退休不發愁，橋牌加網球，諸多好朋友，國泰民安久，晚年樂悠悠。”

綜合環球人物雜志、南國都市報、人民網等媒體報道

1979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和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第一屆同學合影。圖/IC

主政安徽期間支持農民“大包干”；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時期主持修憲，鄧小理論載入憲法

改革生涯

鄧小曾說，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又從安徽開始。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曾廣泛流傳著一句話，那就是“要吃米，找萬里”。1977年6月，萬里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他帶頭打破“左”的禁錮，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的改革之舉，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肚子。

萬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他領導的安徽農村改革，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對*經濟制度的一次艱辛和成功的探索。

萬里視察發現農民窮得“沒褲子穿”

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這里，萬里帶頭打破“左”的束縛，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

“到任之后，他跑遍了當時安徽的74個縣市。他發現農村很窮，一些農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稱，萬里感嘆道：過去只是聽說這里窮，但是沒有想到窮到這種地步。

據媒體報道，萬里曾回憶說：“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么能不犯愁啊？”

萬里之子萬伯翱曾向媒體回憶說，我父親到了安徽后，對窮的程度還是大吃一驚，去山區看望農民，可為什么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鍋里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了餃子。老爺子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面過年。

在貧困地區縣委書記座談會上，萬里說：“必須把生產搞上去，爭取今年糧食生產達到一個新水。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你們要求什么樣的政策和條件都可以，但保證今后絕不能再討飯。”當年11月，萬里主持召開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農村《六條》，這就是以后影響深遠的《六條規定》。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了長達六千多字的題為《昔陽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驗好》的長篇文章，署名“駐學大寨聯合報道組”。文章批評說：領導態度不明確，群眾就會亂，資本主義歪風就會越刮越厲害，*經濟就會受破壞。

《農民日報》前總編輯張廣友是萬里曾經的下屬和好友，在他看來，這是針對萬里在安徽搞的農業改革的文章。

萬伯翱向媒體回憶說，當時真的是談“包”色變啊，有群眾就拿《人民日報》找萬里，問他還堅不堅持包產到戶，萬里說要是秋后它（《人民日報》）給你糧食你按它說的辦，否則你按我的辦。萬里坦然處之，只要群眾吃飽飯，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兩年多，斗得不可開交，最終是鄧小的表態才力排眾議，幫助萬里完成了改革。

“包產到戶”試驗開啟農村改革

萬里調任安徽一年后，肥西縣山南公社小井村黃花大隊黨支部召開黨員座談會，參加會議的21名黨員共同約定，實行“四定一獎一罰”的包產到戶責任制。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連續兩天召開干部大會，1697畝耕地，一夜之間，分給了村民。

“對于這樣的大膽探索，萬里給予積極支持。”王相坤在文中寫道，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專題研究了山南公社包產到戶問題。萬里在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范圍內試驗一下，利大于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后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

同樣是在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的嘗試，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開始。

現任小崗村書記吳夕民昨日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時的小崗村，是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八位農民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若是沒有萬里同志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的。

這一年，小崗生產隊取得了大豐收，收糧13.2萬多斤，相當于1966-1970年產量的總和；生豬飼養量135頭，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年；賣油料2.4萬斤，超過任務的80倍；向國家交售公糧2.99萬斤，完成任務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

王相坤在文中寫道，看到小崗村的可喜變化，萬里由衷地高興。他對小崗村的干部群眾說：“你們這樣干，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干，就怕沒人敢干。你們這樣干了，我支持你們。”鄧小對小崗村的大包干也給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萬里離開安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人民群眾則給予這樣的褒獎：“要吃米，找萬里。”

“*”寫入憲法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93年3月14日9點58分，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團第一次會議現場，身穿藏青色中山裝的萬里對與會人員說，“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預祝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圓滿成功！現在，請常務*主持*團會議。我就告退了。”

這次會議是萬里擔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最后一次亮相。1988年至1993年，萬里擔任全國常委會委員長五年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了86部法律和關于法律問題的決定，聽取和審議了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39個工作匯報。

86部法律多與*有關。1988年4月，萬里當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就曾表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支持和保護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新事物、新制度。要圍繞發展*商品經濟和建設*民主政治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這86部法律，就包括《證券法》。證券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人、原全國人大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王連洲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上世紀90年代股市初立時出了一些不規范的事情，1992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提出要起草《證券法》，“《證券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由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組織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個行政部門組織起草的經濟法律”。

鄧小南巡講話后，關于市場與計劃關系的激烈爭論隨之結束。萬里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主張把鄧小建設有*等載入憲法。他親自主持憲法修改小組工作，領導起草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對憲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并且提出“國家加強經濟立法”。

目前，執法檢查已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人大常委會最常規、最穩定、最有影響的監督手段之一。執法檢查制度化也源自萬里，1991年12月，萬里提出：“一定要抓好法律制定后的貫徹執行,這方面要下大力量進行監督和檢查。人大常委會要把制定法律和法律制定后的檢查監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按照這個意見，各級人大常委會都把執法檢查監督放在重要位置并逐漸形成制度。

1989年7月15日開始，一塊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字樣、由紫銅鑄成的牌子懸掛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外的圓柱上。這是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第一次掛牌辦公。這一變化也發生在萬里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期間。在此以前，曾有群眾抱怨，不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地點在哪里。經萬里提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上作出了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掛牌辦公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一個立法規劃，也始自萬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萬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個五年立法規劃。同年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工作要點明確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規劃，抓住重點，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三年后，首個立法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