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革命老區,為革命勝利做出了巨大犧牲,老百姓對黨有著深厚、真摯的感情,無論任何時候、什么情況下都沒有動搖過。但是,蘇榮到江西后的惡劣行徑極大地傷害了老區人民的心,影響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蘇榮及其家族形成了以賣官鬻爵、違規用人為依托,以插手項目為渠道,以假反腐為掩蓋的斂財手法
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算了一下,副廳級以上干部給我送錢款和貴重物品的人數達40多人。我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規矩,嚴重違反了組織人事紀律,涉嫌受賄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現在說這一切都晚了。”綜觀蘇榮全案。賣官鬻爵,用人唯財唯親唯順,搞團團伙伙,排斥異己,既是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突出表現,也為其親屬到處插手人事安排和經濟活動“一路綠燈”、非法獲取巨利創造了條件。
賣官鬻爵毫無尊嚴,形成團團伙伙和人身依附。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正常的同志關系,完全變成了商品交換關系。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蘇榮賣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級干部下至副縣級干部;什么東西都要,既有巨額現金也有名貴字畫、瓷器,連價值僅千元的小擺件也來者不拒;辦成的收,辦不成的也收,還有收錢不辦事的。不少行賄人譏笑他沒有一點省委書記的尊嚴,只是批發“官帽”的商人。蘇榮案發后,江西省紀委根據有關線索,立案調?6名廳級干部、與多名干部談話。以至于當地坊間流傳這樣的笑談,“蘇榮在外面的時候想提拔誰就提拔誰,在里面的時候想讓誰下去就讓誰下去”。
縱容親屬參與賣官,其妻常吹耳邊風,直接站前臺。其妻于麗芳一方面讓蘇榮安排請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蘇榮的影響,直接給省市領導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對于辦得不得力的,還向蘇榮施加壓力。于麗芳收受某領導干部錢款后,讓蘇榮提拔其職務,蘇榮答應幫助解決,但未能如愿,于麗芳就和蘇榮大吵大鬧,蘇榮只好辯解說“我已經盡力了,別再鬧了”。于麗芳還經常以“要不要老蘇幫忙”,暗示官員送錢送物。其子“毫不遜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蘇榮的其他有關親屬也曾應江西干部之托,向蘇榮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培養代理人,通過掮客賣官。圍繞蘇榮及其親屬產生了一些買官賣官的掮客。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處尋找有買官欲望的干部,常說“你也夠條件了,花點錢,我介紹你和于大姐、蘇公子認識”。社會人員郭某和于麗芳熟稔后,經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稱為“地下組織部長”。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蘇榮的下屬,他第一次到江西時,蘇榮就安排多名廳級干部宴請接風,之后多次將其介紹給有關干部,并要大家關照“這位老弟”。蘇榮應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搶著去接送、宴請、送錢送物。
以改革為托辭,為個人說了算預留操作空間。蘇榮打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號,視組織人事紀律如無物,隨意變更標準,用誰不用誰,都拿改革說事,其實是搞個人專斷。面對全省建立廳級后備干部庫,新提任廳級干部必須從后備干部中產生的規定,蘇榮在操作中屢屢突破,讓很多干部極為反感,也讓許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須走好蘇榮這條線”。省發改委李某為了請蘇榮幫他解決提拔問題,送上價值數百萬元的名人字畫。
排斥異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勢。蘇榮對持不同意見的干部,公然打擊報復,甚至擅自改變組織決定,讓許多無心“攀附”的干部,也產生了“不敢得罪他”的心理。2009年8月,時任省冶金集團公司董事長屠某,對蘇榮力主的某集團收購南昌某鋼鐵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見,蘇榮在省委常委會已通過屠某任省國資委副主任的情況下,違規擱置了屠某的任職。蘇榮有一句口頭禪:“叫紀委查你!”經常用來恐嚇震懾不聽話的人。許多干部反映,正是蘇榮的這種做派,給了親屬和身邊人底氣,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風的膽氣,“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麗芳等人出事”。
以用人唯親唯順為后盾,把親屬插手項目作為獲取巨利的主渠道。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將自己主政的地方變成了親朋故友謀取私利的經濟領地,帶壞了社會風氣,也害了親友。”于麗芳頻繁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標投標,索取收受巨額財物。她成天往來江西各地,結交各色人等,許多干部、商人競相逢迎“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項目,大肆收取好處費。現已查實蘇榮有13名家庭成員涉案,可謂夫妻聯手、父子上陣、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斂財。蘇榮的親屬獲取巨利,看似經濟問題,根子還在用人上。一些干部為了升遷或調整到重要崗位,不得不主動或被動為蘇家的違紀違法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人前假反腐,掩飾人后真腐敗。兩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對蘇榮的評價。初到江西,蘇榮就在干部大會上說:“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離任時老百姓能說,蘇榮這個人還行,還是做了些實事,我就滿足了。”他還多次在會議上大講反腐倡廉,細數親屬的情況,信誓旦旦地保證,沒有親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對打著他旗號的人不要理會,將虛偽和狡詐演繹得淋漓盡致。有人說,蘇榮是“人前反腐、人后腐敗”。但很多同志都認為,蘇榮連“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凈,還能反腐敗?認定他在落實主體責任方面嚴重失職,一點都不冤。一些同志將蘇榮的心態歸結為,“一方面,自身搞腐敗心里虛,很難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攪渾,既方便渾水摸魚又防止拔出蘿卜帶出泥”。2013年以來,中央紀委查處的陳安眾、姚木根、趙智勇等省級干部,江西省紀委查處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書記陳某某、某市原市長叢某某、省某局原局長王某等廳級干部,腐敗行為多發生在蘇榮主政期間,且都存在給蘇榮送錢送物問題。
蘇榮案暴露出對“一把手”任用、監管和政治生態建設存在薄弱環節
蘇榮及其親屬如此猖獗,給蘇家送錢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為蘇家違紀違法辦事的地方和部門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綜合案情和有關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幾點值得研究。
選用“一把手”應慎之再慎。蘇榮所收賄賂中大部分發生在2011年換屆前后。許多干部反映,蘇榮說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親屬更是將江西視為最后撈一把的機會。2011年換屆前,于麗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講,老蘇快沒權了,需要幫忙早點說。其后,已超過規定年齡的蘇榮連任省委書記。這讓蘇家僥幸和緊迫心理交織,放手撈最后一把。
對“一把手”的監管乏力。許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權獨攬卻又缺乏監督”,“蘇榮的問題社會上早有反映,但上級發現不了、同級不敢監督、下級不敢抵制,群眾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團董事局*方某為參與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通過于麗芳等人請蘇榮給予幫助。蘇榮違反決策程序和議事規則,直接決定本應由省政府或省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決定的事項,致使南昌某鋼鐵公司57.97%的國有股權被該集團低價收購,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損失。
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喪失原則、不能依紀依法辦事。從蘇榮力排眾議讓姚木根成為副省級干部,明知陳安眾反映多仍重用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并兼任省政法委副書記,到違規強推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縱容親屬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這樁樁件件,都應該有嚴格的制度、紀律和監督。可惜的是,大多數干部懾于蘇榮的威勢,或主動逢迎,或隨波逐流,使制度和紀律成了擺設。
“紅包”滿天飛、瓷器變“土產”的官場環境。不少同志談到,八項規定出臺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紅包比較常見。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紅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標志;紅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誠和信任度的標尺。于麗芳手術后在深圳療養,許多廳級干部打“飛的”去探望,并送上紅包。以至于誰送了記不清了,誰沒送卻清清楚楚。景德鎮瓷器也成了送禮用的“土特產”,送收雙方都拿“土特產”的幌子當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辦案人員形象地說:“如果名貴瓷器都成了‘土特產’,在南非鉆石就成了土特產。”專案組從蘇榮及其親友處共扣瓷板畫200塊,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連蘇榮也在“懺悔錄”中承認,“自己簡直成了瓷器經銷商”。
蘇榮全方位地毀壞江西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蘇榮作為省委書記,其腐敗行為產生的示范效應、傳導效應,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滲透性強,給江西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相當嚴重的危害。
嚴重扭曲用人導向,搞亂了干部,破壞了政治生態。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個核心問題。用人用壞了,其他的就都壞了。”蘇榮在江西期間,大肆賣官鬻爵,形成了負面的政治生態。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蘇榮喜歡什么。許多干部都談到,“與干出成績、苦熬資歷相比,送禮行賄顯然更簡單、更節省時間”。特別是看到業績、資歷不如自己的人,因為和蘇家拉上關系得到重用,也開始走偏門。
順毛驢、逆淘汰的示范和傳導效應,敗壞黨風政風、帶壞民風。“上梁不正下梁歪。”蘇榮的所作所為,示范和傳導效應極為惡劣。許多同志談到,“送禮行賄的錢從哪里來?憑工資顯然不夠,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級要,大多是用受賄來的錢去行賄,使腐敗的范圍層層傳導、呈幾何式擴散”。
蘇家帶頭巧取豪奪,加劇官商一體現象,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發展環境。蘇家四處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投標,凡是搭上關系的老板無往而不利。既讓很多經營者認為,企業實力強、產品質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讓許多干部放膽建立“政商聯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哪里還有公競爭和社會公正可言?
為官一任,當造福一方。而蘇榮卻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奪、無法無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監督形成的瘋狂。在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抓住關鍵少數,嚴懲腐敗,下大氣力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使領導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紀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嚴明黨紀體現到對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中,抓早抓小,發現苗頭及時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動輒則咎,觸犯紀律及時處理,不要使小錯誤演變成大問題。要加強對領導干部親屬的監管,防止他們成為不法人員“圍獵”的“軟肋”。
日省委書記蘇榮就江南都市報《豐城父子海南勇救溺水少年》報道撰寫長篇手記,贊揚民英雄。他要求黨員領導干部、組織人事部門的干部要真學、真做,充分發揮表率作用,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響社會,努力成為踐行*的楷模,成為服務人民群眾的楷模,成為揚正氣、樹新風、促和諧的楷模,成為社會形象的楷模,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護好百姓的利益,發展好百姓的利益,解決百姓所關注的實際困難。
讀罷蘇榮書記的手記,頗受教育,對如何踐行*有了更深的理解。
偉大的時代群星璀璨,紅色的土地英雄輩出。新余這方養育了無數優秀兒女的土地,如今在“群英譜上”又增添了一串響亮的名字:捐贈助學的蔣國珍、帶著丈夫上班的袁鵬、校長“爸爸”黃梅生……他們是精神旗幟,是英雄楷模。他們是*的模范實踐者,其理想信念、品德、道德追求、精神境界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是新余精神的杰出代表。
*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沒有共同的基礎、沒有共同的奮斗目標,民族就沒有凝聚力,國家就沒有前進的動力。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必須有一個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凝聚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這個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把黨在*的目標、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與個人的幸福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各階層、各群體的共同愿望有機結合在一起,集中體現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建設者、愛國者的利益和愿望,能夠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親和力、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有強大的精神支撐和精神動力。在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精神血脈,成為鼓舞各族人民奮發進取的精神支撐。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推進*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以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成為推動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
沒有*的引導,*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就會迷失方向。毛澤東、鄧小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以及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鄧小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為指導,才能凝聚全國人民的共同力量,形成全國人民統一的精神支柱。這是*和諧社會的理論基礎,也是當代中國核心價值體系的核心所在。如果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會失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基礎,就會導致混亂、社會動蕩,就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座城市、一個單位、一個人,只有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鄧小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踐行*,把個人發展與單位事業發展同黨在*的目標、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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