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是陸川執導的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了記者尕玉和可可西里巡山隊員為了追捕藏羚羊盜獵分子，保護藏羚羊和生態環境，頑強抗爭甚至不惜放棄生命的經歷。

　　看完陸川的新現實主義風格新片《可可西里》，美國哲學名家羅蒂(Rorty)認為這是他年來看到的最好片子，他說他為其充滿力量感的真實所震動。真實并且"有力量"，這一點很重要，它觸及這個時代的一個美學觀點問題。年來人們似乎特別喜歡拍攝"真實的"記錄片或者記錄片風格的電影，如此喜歡以至于無條件地崇拜"真實"而忘記了真實是需要力量的。太多軟弱的真實或者無聊的真實最終會傷害人們的智力水。

　　記錄片以及記錄片風格的故事片是現在的一個時尚，這有著社會學和文化政治的背景。一個比較表面的原因是，現代社會是個殘酷的生存事實，人們總是被迫看著這個令人失望的真實世界，于是就寧愿去看虛假的世界。好萊塢式的"造夢"影片就迎合了人們對美麗的虛假世界的需求，正如王朔曾經指出的，大眾文化就是專門表現那些虛假的真善美的。人們的智力終于在虛假世界中受到了傷害，于是又開始特別喜歡真實。記錄片和記錄片風格的影片便因此能夠以超越了大眾文化的另類姿態去成為又一種大眾文化。真實雖然總是悲慘世界，但人們能夠在觀看"別人的"痛苦和無聊細節中獲得"暫時幸免于痛苦和無聊"的快感，同

　　時又能夠用那些痛苦的真實折磨自己，總之，人們喜歡"真實"與"夢'的反差效果。我們可以觀察到，"造夢"和"寫真"正是當下并存的兩種大眾美學觀點。"夢"和"真實"都有可能是非常無聊的，所以，無淪"造夢"還是"寫真"都不是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仍然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美學問題：一個作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有力量的作品。不過我更愿意把這個問題說成：一個作品怎樣才不至于傷害我們的智力水。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現在已經有太多的造夢片或者無聊瑣碎的寫真片損害了人們的智力，它們大膽地假定觀眾是白癡和窺淫癖。

　　記錄片風格的流行可能還有更深入的精神原因。在這個信息決定生存機會的時代，對信息的需求發展成為人們一種強迫癥，成為一種無論何時何地的盲目渴望，人們渴望知道更多"真實的'事情。很不幸，絕大多數的信息都是謊言，因為絕大多數的信息在本質上都是宣傳和廣告。由于人們所"聽"到的主要是些明顯的謊言，于是不信任聽覺，轉而相信視覺，人們想"看"不想"聽"。艾柯曾經指出，只要一用語言，一說話，就是不同程度地在說謊，只有鏡子才不會說謊。如果把"看"和"聽"當作不同的精神氣質的隱喻，那么可以發現"看"和"聽"在歷史上不斷循環更替，例如，希臘時代人們重視"看"，而宗教時代則只讓人去

　　"聽"，到了現代早期，"看"又重新變得重要，而到了當代這個徹底商業化的時代，"聽"又變成人們的主要生活方式。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又想要自己去"看"，這又是物極必反的現象。

　　陸川的《可可西里》是個社會學式和人類學式的故事片，屬于"看"的欲望。它是個關于可可西里民間自發的巡山隊和偷獵者的真實故事，命運把他們雙方卷入到環環相扣的暴力、血腥、博弈之中，但是沒有女主角——看來陸川不需要這個作料。一個難得一見的充滿男子漢情懷的影片，剛毅，果斷，義無反顧。盡管命運不可抗拒，但沒有一個情節是可以預料的，這一點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它是一個作品對觀眾智力水的尊重。最后一槍沒有鋪墊，一打就死，沒有廢話，像塔倫提諾的《低俗小說》或者《落水狗》一樣利索。《可可西里》基本上都以這種干脆利索的時間節奏在敘事，以至于這個影片需要再看一遍。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位法國人類學家Le Pichon對《可可西里》的一個嚴肅而詭異的評論，他說這個影片實在"很美"。這個說法都敢說，顯然有些不同尋常。如果是說這個影片的鏡頭、動作、音樂和色彩等等很美，這樣有目共睹的東西并不需要這樣愚蠢地指出來。而且，按照慣，"美"這個詞匯通 常用來談論那些多少有些浮華的景象，比如優美、柔美、秀美之類。這不適合陸川的電影，尤其不適合《可可西里》，當然，也許我們可以說它是"壯美"的，但這樣一些美學詞匯未免不合時宜，盡管說得沒錯。法國人類學家進一步說，他說的當然不是有目共睹的視覺美，而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那種在"殘酷真實"背后的美。他補充說，因為這種無形的美，這是他十年來看到的最好的片子。

　　《可可西里》是個很好的美學個案，它表達了一種值得分析的美學觀點。我感興趣的是，《可可西里》是如何超過當代作品的文化陷阱的。

　　通常，一個作品總有其"自己的"美學觀點。這個說法有些古怪，需要解釋，顯然，即使最沒有個性的作品也總有一點點自己的"書寫痕跡"——也許德里達會看重這種由任意性所形成的所謂"個性"。不過，我們通常卻不會在"書寫痕跡"的意義上談論到個性，因為它終究并不代表什么意義，即使從對意義的解構的角度去說，沒有力量的"書寫痕跡"其實也解構不了什么。我疑心后現代主義過分夸大了"另類"和"個性"的價值。意義總是公共性的，或者說，如果一種意義不具有公共性，就沒有力量，因為沒有公共意義就不能構成社會事實，因此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也就沒什么意義。，這就是為什么許多"自己的"記錄片缺乏力量和魅力的一個原因。無論如何，公共性是力量的來源，無論是商業電影還是藝術電影，都同樣需要通過公共意義而獲得力量。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區別只在于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公共美學觀點。美學觀點當然有庸俗和精良之分，但它們成功的途徑是相似的，都需要在公共性中獲得力量。問題不在于："你有什么自己的經驗"，而是"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什么樣的經驗"。因此，在追求"真實"的時候，就不得不關心到底是"誰的真實"。

　　列奧•斯特勞斯從"古今之爭"的角度分析了現代性的文化氣質，這很有啟發性。這里可以借用這個分析角度。從文化氣質上看，現代性起源于民反對貴族，這是現代文化不重視品質的病根。民的精神追求是能夠成為有意義的"個體"而免于僅僅是"大眾"中沒有意義的隨便一個。現代文化果然突出了個人經驗，可是，如果失去了卓越品質，所謂的個人經驗和創作就具有了不可救藥的相似性，雖然是"自己的"經驗，但卻是可以集體"加總"的無個性因素。追求每個人的個性就是失去個性的一個重要原因，顯然，"與眾不同"只有通過卓越品質才能夠實現，同水的不同經驗其實是雷同的。而由于卓越品質意味著高于眾人，所以為現代社會所反對，全體民主、普遍商業和大眾文化都直接反對優良品質。從表面上看，大眾文化(例如好萊塢式大片)和邊緣文化(例如邊緣影片)好像是互相對立的追求，可是它們都不追求品質，都追求的是等，結果就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等是好的，但是等不能產生好的東西。這就是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性困難。

　　進一步說，無論是現代大眾文化還是邊緣文化都通常被以為是消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運動，大眾文化似乎是人民忘記政治的"嘉年華"(人民被假定需要墮落)，而邊緣文化則似乎是人民對政治支配的反抗和意識形態批判(人民被假定需要憤怒)，這兩個似乎為民著想的理由被盲目地假定具有正當性，既然具有正當性，就又成為不需要講究品質的理由。可是，在人偷換概念的時候，歷史已經偷換了本質。在今天，現代性的政治運動已經由原來的反對權貴變成了反對人民，因為當代的政治支配力量主要不再是傳統的政治權威，而變成了商業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意識形態。在這種新政治格局中，傳統的政治權威已經退居第二權威，

　　而商業和國際政治意識形態通過欺騙人民而反對人民。在這個背景下，大眾文化和邊緣文化不再是對人民的救助，而是誘導和鼓勵人民墮落，它不能消解政治，而是自身成為一‘種生活政治。

　　人們沒有忘記也不可能放棄對品質的渴望，因為人想要好東西，這是本性。品質接希臘的"卓越性(virtue)"概念。很容易證明所有人都喜歡品質，例如，智慧和勇敢是經典品質，雖然許多人并不勇敢又沒有智慧，但每個人都喜歡或羨慕勇敢和智慧;或者，并非每人都能夠成為冠軍，但顯然都愿意成為冠軍。可是在這個充滿謊言和偽劣產品的時代，要追求品質成為了一個文化難題，其中一個荒謬的原因是，生產贗品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更簡易，而更容易成功，贗品不需要認真思考，不需要創造性，不需要手藝，不需要冒險，勞動和智慧同時被貶值。這是個贗品的時代，連人都是贗晶。正因為贗品便宜，因此成為了品質的替代品，贗品因為"可以湊合"而泛濫，結果整個生活都變成了贗品。但問題是，贗品無法永遠湊合，因為贗品的生產會在"贗品的贗品的贗品......"這一可怕的墮落過程中最后成為廢品。

　　說了這許多關于品質的困境，是為了說明《可可西里》所表達的與眾不同的美學觀點是一個回歸品質的觀點。而《可可西里》這個影片本身就是回歸品質的一個例子。如果我對"品質"的理解沒錯的話，那么，品質意味著創造了一個有力量的真實，同時，因為這個真實是有力量的，所以它可以被分析，卻不需要被解釋。與此對比，偽劣產品不能被分析，如果分析就完了，因此總需要許多令人吃驚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