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調整個人所得稅來刺激消費嗎?地方債務情況如何?個稅起征點會提高嗎?下面一起了解下相關信息。

6日上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就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熱點問題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

多位代表委員希望能適當提高起征點

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希望能提高個稅起征點。

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表示，四年來，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32%，但個稅起征點四年沒變，沒考慮物價漲幅、吃、住、行等基本家庭支出的大幅增長。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總裁董明珠認為，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讓工薪階層有更好的消費能力，然而僅僅靠漲工資的方式對收入提高不明顯。“增加的工資要交稅，上稅后，最終拿到的錢又會縮水。”

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最表示，3500元的個稅起征點低，造成很多低收入群眾需繳納個稅，負擔比較重。“對絕大多數工薪階層中的低收入者來講，相當一部分上有老下有小，教育、養老、醫療、買房等生活必要支出壓力不小。” 他建議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收。

專家建議：

適當調節稅收，讓百姓分享改革紅利

記者了解到，中國社科院2月27日發布的一項研究成果指出，中國所得稅稅負應大幅下降，個稅起征點也應隨物價上漲而相應上調。社科院指出，工資薪金費用減除標準(即起征點)的設定要充分考慮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費用，并隨物價上漲而相應上調。

江蘇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原副會長蔣大鳴教授告訴揚子晚報記者，說個稅起征點的概念有誤，3500元不叫起征點，而是免征費用額。他表示，起征點上一輪調整是在四年前，按照物價漲幅和人們目前的生活成本而言，應該重新劃定免征費用額。按照他的估計，調整的空間不會太大，大約在4000到4500元。

蔣大鳴教授告訴記者，個人所得稅由稅法規定，要經過人大立法，通過人大修訂。調整時間比較長，即使現在提上日程，最快也要一年才能做出決定。“起征點的設定不能過高，如果按月收入過萬開始征稅，不太現實，國家稅收會大幅減少。”蔣大鳴教授表示，稅法的修改要經過各種財政部門進行嚴謹的審查、論證、調研，通過稅收調節二次分配的制度，讓百姓分享改革的紅利。

財政部部長：

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并不公

昨天的記者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簡單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不公，實施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比較科學。例如，一個人每月收入5000元，日子可以過得不錯，如果要撫養孩子贍養老人，那么日子就艱難了。現有框架下也在推動改革，如啟動職業年金和企業年金個稅延遲納稅政策，增加養老保險保障程度，也有利于消費。

針對“簡單提高起征點不公”的說法，江蘇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原副會長蔣大鳴教授解讀為，還應該考慮到家庭均收入的問題，收入相同的納稅個人，家庭情況、贍養人數不同，家庭整體收入差異會很大。一刀切征個稅，確實有失公。他表示，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個稅符合國際慣例，評判家庭中的均收入，來保證稅收負擔公。然而，在中國實行這方面個人所得稅綜合稅制改革，按家庭收入征收個稅還存在一定的技術障礙，但起碼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對于財政部部長說的“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不公”的說法，也有專家解讀為提高起征點并不能縮小貧富差距，舉例說明，稅前月收入5000元的居民，個人所得稅僅占十元多，即使起征點提升到5000元，每個月也只能節省十幾塊錢。而對于一個稅前月收入10萬元的富人而言，則能每月節省七百元。

部長還談到了這些熱點話題

油價

調燃油稅并不隨意

面對去年連續上漲的燃油稅是否存在隨意性，樓繼偉明確否定了隨意性的認定。他說，上調燃油稅是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共同研究的，也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最后報國務院批準同意之后才出臺政策的，不可能出現隨意性。

對于落實稅收法定的時間表，樓繼偉說，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有時間表的。我們在時間表的框架之下，依法開展工作。

比如兩個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其中有一些項目也授權給國務院了，可以制定一些政策，類似于期剛剛出臺的對小型微利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的政策，就是國務院出臺的政策，也是人大授權的。但是，按照已經出臺的稅法，我們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備案。未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全國人大確定的那些，到目前為止仍舊授權國務院批準。

環保稅

不能光靠環保稅治霧霾

“并不能寄希望于環保稅的實施來治理環境問題。”樓繼偉指出，中央財政在節能環保方面安排了2000多億。環保稅主要是把現在的收費改成稅，不能都指望環保稅來解決類似大氣污染、霧霾等等這樣的問題。

他強調，像這類問題，屬于每個人都有責任的。水的污染，就要向排放污水的人收費。造成大氣污染的這些企業和這些人就要受到懲罰，不僅僅是依靠一個稅。我們是在積極做這項工作，但是環保稅并不占據非常主要的收入來源。

地方債

從總體上看風險可控

“地方債從總體上看，風險是可控的。一些局部地區債務比例過高，我們會更為重視。”樓繼偉說，地方債的問題是一個客觀現實。預算法在修訂之前，地方是不得舉債的，而事實上，已經產生了很多。

“那么，必須開前門、堵后門，同時還要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開前門，今年預算安排6000億地方債。后門的問題，就是必須正視歷史形成的這些債務，逐步消化解決。”他說。

對于如何解決，樓繼偉提出，一方面，可以把那些有一定收益或可以改造成有比較穩定現金流的地方債通過所謂“PPP模式”，就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投資和經營基礎設施包括其他事業的方式，轉為企業債。另一方面，對一部分完全公益性的臺借的地方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經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對一些歷史債務予以承認，通過發債替換原來的臺債務，使債息降下來。

樓繼偉補充說，對一些由銀行貸款形成的歷史債務，按照契約原則，貸款的合同不能廢除。如果融資臺的情況發生了變化，需要進行一些債務重整，要采取一些過渡性的辦法逐步解決。

三公經費

地方 “三公經費”有3000億?那是“胡扯”

有記者提問，許多省份削減掉的三公經費都去哪了?樓繼偉表示，在三公經費的問題上，中央是代編地方預算，地方自己編預算，中央來做匯總，因此對地方三公經費的細節不太清楚。中央財政去年三公經費是71億多元，按6倍比例，地方就400多億元，但只是估算。有人說地方三公經費有3000億元，那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