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央部委公務員曬出了自己的工資，其中月薪為6000多，住的是單位宿舍，還有其他的一些福利補貼，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如下!

要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員，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萬元、20萬元還是30萬元?

現實問題是，通往中等收入群體的路上，有多座大山橫在面前：戶籍、房產、子女教育等，每一座都在拉遠我們和中等收入群體之間的距離，中等收入群體的門檻也在無形中被推高。

金錢容易衡量，獲得感不易尋找。在中等收入群體身上，我們不應只看到蒼白的銀行卡中的數字，而應該是能否有一種閑庭信步的心態，能否有“日扶瑤琴聽音”的愜意，能否體現出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的提升。

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顯然又有著深遠的意義。在上月舉行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中央明確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決策，推進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已越來越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著力點。就此話題，《每日經濟新聞》尋找樣本，訪問專家，對比今夕，參考海外，試圖通過這組報道管中窺豹，一探中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之路。

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需要發展起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走向發達的經驗。

5月16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六個必須”，以致力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可以預見，未來將有一大批低收入群體躋身中等收入群體。而當前，是否屬于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一員，如果僅用個人收入一項指標來衡量，或許有失偏頗。實際上，戶籍、房產、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指標，都會對個人在社會群體中的劃分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白領、公務員、企業主等多個群體進行樣本調查，試圖呈現出不同行業中等收入群體的感受差異。

*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對于中央如此濃墨重彩地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常興華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已越來越成為我國國家政策的重要著力點和戰略安排。

常興華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可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也有利于提高社會發展水和增強社會穩定。

常興華建議，依托六個“必須”，從發展戰略角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應從以下方面做起：首先是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推動實現經濟轉型;其次，保證就業穩定，推動勞動收入穩定增長;再次，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做足中等收入群體增量;最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到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中等收入群體應該能占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橄欖型社會結構將開始初步形成。”常興華說。

據了解，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中80%以上人口集中在城鎮。很大程度上，推進城鎮化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發達國家經驗也證明，歷史上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與人口城鎮化的發展密不可分。

為此，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農村人口尤其是占全部人口20%～30%的農民工，這部分人應該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最大的人口來源。”

“我覺得在北京的話，家庭年收入至少得40萬元以上，或者說個人年收入至少得接30萬元，這樣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體吧。”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體時，在北京多年從事IT行業的白領董鑫報出了自己心目中對中等收入群體門檻的判斷。

2011年研究生畢業后，出生在南方某城市的董鑫，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企科技公司做研發。隨著資歷加深、經驗積累、能力提升，董鑫的工資也在穩步上漲。他告訴記者，現在年薪過20萬元，但感覺只是溫飽有余，離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定的距離。

“并不是我矯情，而是確實感覺自己壓力很大。”初為人父的董鑫解釋說，現在租住的兩居室每個月僅房租就要花5000多元，如果今后孩子在北京上學的話，肯定要在北京買房，所以這幾年正拼命多賺錢。

實際上，董鑫也說出了很多在北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士心聲。按照北京就入學的政策，對于非京籍人員是否在北京有房產并沒有限制，但記者了解到，從報名上幼兒園開始，就已經有一些差異。一些公立幼兒園就要求按批次報名，無房的非京籍人員子女一般都是劃在最后一批次。

“戶口和房產是自己奮斗的兩個目標，第一步需要解決的是買房問題，看看北京這邊孩子上學的政策如何，不行的話，只能讓小孩回老家上學了。”董鑫說。

孩子已經接上學年齡的劉峰最剛在北京郊區買了一套二手房，他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我們夫妻都不是北京戶口，之所以買房就是為了讓孩子盡可能去公立學校就讀，我周圍有小孩的朋友基本上都買了房子。”

對于感覺是否已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之列，劉峰稱，自己年收入20萬元左右，買房找親戚、朋友借了一些錢，每個月還要還房貸，生活壓力很大，肯定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體。

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對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北京的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最高，年收入為25.6萬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為21.98萬元，廣州的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相對較低，為17萬元。

但記者同時也采訪了多位有房且無房貸的北京本地白領，他們普遍感覺經濟壓力并不大，一些年收入遠低于25.6萬元的人員甚至認為，即便自己算不上中等收入群體，但自己現在過著的卻是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

2003年，張浩以職業經理人的身份就職于某建筑類大型企業。十年后，感受到企業的發展后勁乏力，張浩選擇自己單干，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建筑類企業。

張浩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做職業經理人的時候，年薪大概在幾十萬元，后來整個行業發展狀況不好，導致個人收入急劇下降，有一年個人收入最大頭的績效獎金總數還不如往年發績效獎金時繳納的稅款多。

“2013年正值建筑類產品升級，感覺此前企業的產品壽命接尾聲，加上我在行業內也積累了很多資源，所以就選擇自己創業。”張浩說，現在自己賬面上的工資不高，但是算上公司收益的話，肯定比以前的收入要高。

收入增加帶來的是壓力增大，從打工者變成創業者，對心理上壓力的變化感受得自然更為清晰。

張浩介紹，以前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日子過得還是比較舒服的，除了領取工資外，各種消費都可以報銷，公司還能提供住房補貼等各種福利。自己創業后，每個月都要給員工發工資，有應收賬款要收，每天的訂單要有一定的保證，和以前相比壓力自然更大。

“現在做企業的環境并不是很好，比如我們經營企業每年投入的錢所換回來的收益，還沒有別人投資房地產換回來的收益大。再加上融資上的壓力，企業并不好做。”張浩認為，宏觀政策對建筑行業的影響很大，自己不斷研究國家宏觀政策，努力對公司的產品進行調整，力求升級換代。即使這樣，他對自己未來財富的增長依然有些擔憂，感覺自己財富增長的空間正在壓縮。

不過，一些二三線城市的企業主對于壓力的感受可能會有不同。

從外出打工到回鄉創業，幾年時間里，錢國軍在位于中部某市的老家經營起了一家不錯的生產加工企業，企業員工從十幾個人發展到百余人。

錢國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雖然現在全國制造業整體日子不好過，但自己的企業一直推進轉型，迎合市場需求做產品升級，因此仍在穩步發展中。

“我們和同行之間的溝通、學習比較頻繁，尋求企業的創新發展。”錢國軍認為，自己做企業會有壓力，但對企業也會有更大的支配權，比較而言，幸福感會更強一些。相對于當地的物價水和居民收入水，自己的收益也相對可觀。

日，北京市人保局、市統計局披露，北京職工均工資為85038元，比上年增長9.64%，月均工資為7086元。

2013年，研究生剛一畢業的宋文就順利進入北京一家知名會計師事務所，開始了她的白領生涯。每月工資扣除五險一金和個稅后仍能達到12000多元，不管是按收入標準還是職業類型，宋文都可算得上進入了中等收入群體。然而，她卻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吐露心中的糾結：“我每月房租就需要開支2000多元，還有一大堆水費、電費、網費、車費，再算上時吃飯、聚會，每月3000元左右結余已經相當不錯了。偶爾旅游一下，但也只敢在國內轉轉。想到以后要還房貸和照顧家庭，壓力還是挺大。”

與宋文有些不同，同樣在2013年研究生畢業的李曉軍當年就考取了中央部委的公務員，他更關心的是他在單位分房名單上的位置。

李曉軍目前仍是科員級別，通常每月基本工資有6100元、加班費約300元，另外節假日單位會發200元購物券。

雖然工資尚不及北京市均水，但李曉軍的壓力并不比宋文大。他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算了生活賬：“首先是不用租房，我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每月至少能省下1500元，而且單位宿舍離辦公室很，免除了上下班擠地鐵的困擾。另外，吃飯在單位機關食堂，一天只需花6元錢，每月至少比自己解決吃飯問題的朋友少花七八百元。”

但李曉軍也有自己煩惱，“過兩年結婚了，總不能再住單位宿舍;單位食堂吃飯便宜，總不能拖家帶口一起去吃。”

唯一讓李曉軍期待的就是單位的配售房。所謂配售房，是指按照政府確定的銷售價格購買，售價遠低于市場上商品房的價格。但是配售房沒有房產證，只能供購買者本人和家庭居住，不能在市場上買賣。

李曉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目前單位配售房價格大概在每方米八九千元，與北京每方米三四萬的商品房相比，就算是最大的福利了。

但是李曉軍坦言，要排隊多長時間才能分到房自己心里也沒底。“運氣好的話能有幾套配售房分到單位，運氣不好的話，可能幾年都不會有一套，但我們單位就有兩三百人排隊，而且每年新招錄的人遠多于可能存在的配售房。”

當被問及是否屬于中等收入群體，李曉軍滿臉疑惑，“普通公務員怎么能是中等收入人群，頂多算中低收入。局級領導工資能過萬，我覺得他們才算中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