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出在信息不對稱、不透明上。當很多人在考研的獨木橋上“血拼”時，有人則借助“其他渠道”神秘地抵達“彼岸”。當本應正常公開的信息變為權力尋租的“內部消息”時，誰來監督權力陰影下的“地下工作”？

國外許多高校也允許轉學，但對轉學的條件給出了明確規定：美國要經過嚴格的考核才能順利轉學，法國要求轉出前的成績達到“優”才能提出申請……我國關于轉學“特殊困難”的規定顯然過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只有在政策源頭上做足文章，才能拿掉下游的“操作空間”。

湖南大學“轉學事件”再次警醒，大學招生亟須透明、公開的監督程序護航，不僅要看緊獨木橋上的“大門”，更應看緊那些留有人為操作空間的“小門”，莫讓好政策成為特權的“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