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內容，而是信念本身已經缺失了;不是大家不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人，而是沒有人再追求卓越;不是沒有人不知道應該做一個好人，而是大家不明白為什么我們要做一個好人了，沒有充分的理由與充足的動力了。學習雷鋒能解決的，僅僅是前者，而非后者，當根基不存時，學習雷鋒就只是一個口號而已，不具備任何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在一個社會分工不明確的時代，做好人好事是一個沒有任何歧義的概念，操作簡單便于執行。然而在一個社會被分化為各個不同的領域的時代，做好人變得不僅需要意愿，也需要相應的智識能力。單純的好人只能留在私人領域去做，可是私人領域的空間其實很有限。在政治領域，一個政府最大的美德可能恰恰是不要想著做好人好事，才反而最有利于全體大眾。這個標準太高，還是想想怎么盡忠職守，把自己應盡的責任履行好吧。在經濟領域亦然，如果企業家的資金都用來做好事而不能轉化為資本繼續創造利潤的話，只怕也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巴菲特在成為世界首富之前并沒有捐過錢，因為他覺得資金只有在他的手里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當然他后來承諾捐出全部身家的85%，而他這樣做顯然與學習雷鋒的關系不大，而是與西方整體的文化傳統有關。

由此可見，在今天號召學習雷鋒，無論是從目的上還是手段上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失德問題都難有成效。

最后，如果這個舉動僅僅是沒有成效，或許并不值得我們花費如此大的精力來討論，反正政府做的沒有成效的事情也不差這一件了。問題在于這種由政府出面呼吁德性的方式本身蘊含著執政者對于道德自身乃至其執政職能范圍的理解與定位，可怕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在認定這樣做是合理之后還會做什么。

第一，這意味著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有問題。從“房地產商應該留著道德的血液”到“跌倒老人攙扶條例”再到“全社會學習雷鋒”，體現的是同樣的邏輯，即資本和道德，特別是傳統的舍己為人的道德，毫無疑問的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的，這是任何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存在的矛盾，從亞當斯密開始就一直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或許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一直見仁見智，但起碼有一點應該是能夠達成共識的，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尊重理性人追求合理的利潤最大化，所以房地產商道德與否與他們的利潤率高低沒有必然關系，當政府把房價居高不下的責任推到房地產身上時，就意味著政府撇清了自己的責任。一旦缺少了這種最基本的尊重，就意味著個體的財產權是潛在的受到威脅的。當道德的帽子扣在企業家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