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全球化紅利”，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第三，回顧中國經濟這30多年來走過的發展歷程，我們都會注意到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比如，1978年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市場經濟改革，1992年鄧小關于*發展的南巡講話，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都培育和激發出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和發展動力。最后，由于像“金磚五國”這樣的巨大新興市場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歐美發達國家所占據主導地位的資源需求格局，從而導致了資源稀缺問題變得更為突出，環境惡化現象變得更為明顯。于是，中國再想像過去那樣不計較“資源紅利”的約束謀求自己的發展模式，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十八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把“生態文明”放進了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里。

從需求面上看，我們發現消費不足的現象有著很多內在深層次的原因：首先，是“沒有錢消費”的問題。今天我們非常希望通過中西部城市化的推進來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但是，目前我們還是感到樓宇經濟的發展對當地經濟的增長貢獻很大，并沒有形成其他國家所看到的產業集中，消費網點集中的現象。因此，真正意義上能夠帶來消費水普遍提高的城市化進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其次，是“有錢不敢消費”的問題。今天沿海城市在享受鄧小改革開放帶來的制度紅利的同時，卻出現了沒有把自己先富起來的財富作為推動中國內需的動力，反而是因為城市生活所帶來的“后顧之憂”增加而過度的儲蓄，甚至儲蓄的方式集中在樓市和欠成熟的金融市場，造成了虛擬經濟過度繁榮的根源之一。第三，是“有錢不在國內消費”的問題。今天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還處于少數群體的中高收入階層今天他們的生活方式卻給我們帶來不小的“麻煩”，因為他們在中國選擇投資而不是消費，而在海外他們卻是慷慨的消費。

所以，面對上述挑戰，我們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而且堅定不移的朝著我們堅信能夠成功的方向繼續努力。一是探索農村土地改革的機制設計。讓農村財富能夠在農村發展的過程中越積越多，為當地讓農民盡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設和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二是加快公有序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處理好由此產生的工作動力與工作壓力之間的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