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于丹〈論語〉心得》之心得
　　
　　前言：關于讀《于丹<論語>心得》的幾篇文章，已經寫出來幾年了，一直放在電腦里，沒有拿出來發表。主要原因還是覺得寫的不太好，想改。但是時間太久，自己覺得要寫的東西太多，顧不到改它了，況且時過境遷，再花很多時間去改，恐怕也不妥當，就原樣發表吧，不對之處請讀者指教。
　　
　　【正文】
　　
　　繼易中天在央視《百家講壇》講《三國》聞名于世之后，又一顆新星北師大教授于丹也因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論語》而冉冉升起。他們的書也正在熱賣。其實央視《百家講壇》已經播出了多年，在壇上講課的專家、學者也不計其數，為何獨有他們更火紅呢？我想除了他們所講的內容是家喻戶曉的以外，在易中天恐怕是三國的故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從《三國演義》上所知，有人講三國的真人真事則自然引起了大眾的關注。而在于丹則不只是聽故事，找真實，其內在的原因，只怕是要歸結到人生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方面了。
　　
　　《論語》，人人皆知是孔子的語錄，在舊的私塾里是孩子們必讀的。盡管比較通俗，其實在儒家經典里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是儒家的始祖，不論是漢代的董仲舒疾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宋人程顥、程頤倡導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孔子“仁”說的擴展。關于“仁”說，任繼愈先生有一段概括地描述：“儒家之學，只是一個‘仁’字。只有體會到‘仁’的真義，才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才能把人家的痛苦當作自家的痛苦，與別人的生活不是分隔的而是相通的。這樣，宇宙人生才不致分成兩片，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存此‘仁’，即是忠，把此‘仁’推廣，即是恕。忠是仁之體，恕是仁之用。所以說，忠因恕見，恕出忠出。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廣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再推而至于博施濟眾，萬物各得其所，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這都是恕的事。盡心以行，誠敬以守，無時無地不在推廣此仁之心，這就是忠的事。”（《任繼愈禪學論集》P.164）但是“二程”的以理學的儒學比孔子當初所倡導的‘仁’卻走得更遠了。
　　
　　儒家學說或者說儒教，早在“五四”時期已得到了深刻的批判，為什么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又來重提呢？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如果孔子的學說不加以擴展，原汁原味的拿來，恐怕有用的東西所占的分量要比后來“新儒家（New-Confucianism）（見《任繼愈禪學論集》P.171）”即“二程”、朱熹理學理論中所占的分量要多。因此，從孔子的《論語》中剔除糟粕以后，可以吸收較多的養分，以為今用；二來恐怕也是順應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潮流。
　　
　　《論語》出現在中國古代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時期，其中除了闡述“禮”的規范以外，也還有許多有用的成分，和諧就是其中之一。
　　
　　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也就是說，禮的推行和應用要以和諧為貴。當然。“禮”是當時的行為規范，與今天的道德規范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規范也必須有一個和諧的環境，這一點是共同的。
　　
　　不過，孔子不僅倡導“和為貴”，而且指出“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就是說，和是有原則的，不能為和而和，必須以禮為指導原則。今天，“和”是有原則的也是必然的要求。
　　
　　孔子還提出了“信”的概念。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于丹《論語》心得P.10）這一段話不僅是指出“民”的重要，同時也提出了“信”的重要。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規范，使人民確立這種信念，并且自覺遵守這一規范，人人在這個規范內行事，違反法律的事自然也就少了。所以人民的信念是首要的。
　　
　　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以人為本”。培育文明道德風尚應當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規范建立了，并且教育官員與人民都去遵守它，那么，道德失范、違章違法、刑事犯罪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孔子說：“以約失之者，鮮矣。”
　　
　　些年，國學熱在中國大地興起，傳統文化典籍備受推崇，不但大學里開設了國學課程，不少地方也開始出現私塾教育。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與傳統文化有關的講座、活動，十分火爆。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通過電視媒體，解讀被譽為中國人《圣經》的《論語》，當然會火起來。從這些看來，《于丹〈論語〉心得》的出現，是否意味著某種意義上的道德回歸呢？
　　
　　2007年1月9日于　寓中書齋
　　
　　3月9日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