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講的是“講道德、有品行”，這也是“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中做合格共產黨員的一項內容。

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中明確指出：做合格黨員，著眼黨和國家事業的新發展對黨員的新要求，堅持以知促行，做講政治、有信念，講規矩、有紀律，講道德、有品行，講奉獻、有作為的合格黨員。

下面，我從三個部分探討一下，共產黨員怎樣做到講道德、有品行，做合格黨員。第一，共產黨員應當具備怎樣的道德品行。我們的道德品行既有來自歷史文化傳統之中的內容，也有共產黨人自己的創造。第二，講道德、有品行的時代意義。即在當下，為什么特別需要講道德、有品行。第三，從宏觀上看如何做到講道德、有品行。當然，真正成為一個合格的黨員，不是僅僅聽我們講課就能夠實現的，而是需要各位黨員領導干部在實踐中一點一滴地積累。

一、共產黨員應當具備的道德品行

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行既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精髓，又有共產黨人的不斷創新。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比較完善、比較成體系的道德要求，集中體現在儒家學說中。比如，《中庸》中強調“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里的道，不僅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指天下的運行之道，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國家治理的道，這個“道”不是“道德修養”的“道”;二是儒家君子個人應該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養。因此，道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君子的身體，不是今天在這里遵守這個行為準則，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這個行為準則;人多的時候做一套，沒有人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套。這樣是不行的，這樣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因為“道不可須臾離也”，所以君子特別害怕在別人看不見、聽不見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體現道，關鍵是要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樣細小的、看不見的地方體現。

從這點上我們能看出，中國儒家傳統非常強調個人內心的道德修養，而不僅是外界的約束。《大學》中講：“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也就是說，一個人關鍵是要堅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東西不是做給別人看的，關鍵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確，要做對的事情。比如，每個人都不喜歡難聞的氣味，而喜歡漂亮的東西，這是人的天性。但是對于道來說，如果我們像追求天性一樣去對待它，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外在負擔的任務，就是不對的。不能像“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時候都一樣，而小人則不同，小人在一個人時喜歡干點壞事，但當他見了君子，他就怕別人看到他壞的地方，于是把壞的地方掩蓋住，突出他自己的優點，而這優點可能是偽裝的優點。《大學》中指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也就是說，做壞事，外人不一定能夠看出來，可是歸根結底自己做了壞事是騙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誠于中，內心要有道，這樣才能形于外。

中國儒家傳統對道德的修養有一個特點與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強調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謂的制度，個人只要不干壞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壞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國不一樣，中國強調個人的行為規范不是依靠外在的東西去約束，中國的文化傳統更強調個人的內在，強調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認同的價值理念，強調自我約束。但同時，也不要把中國和西方對立起來，好像西方強調用制度來管人，中國只強調用道德來管人;西方強調不要讓人干壞事，中國強調讓大家都成為圣人，這樣對立是不正確的。西方雖然更多地強調法治，但同樣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種各樣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國雖然更加重視道德，但同樣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來約束上至天子、下至民百姓的每一個人。中西方的區別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國更強調個人的道德，西方更強調外在的制度約束。因此，不要總是把中國和西方割裂起來去看。這是儒家道德修養的一個特點。

儒家的很多理論家也就這一問題進行過闡述。孟子曾說過：“養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時候自己的內心是最重要的。曾國藩在總結一生的處世經驗時寫了著名的“日課四條”，即慎獨、主敬、求仁、勞。慎獨是根本，其他三條是枝葉。《曾國藩遺囑》有句話是“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可以看出，用一個詞來歸納儒家道德修養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獨，慎獨是一個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有一套完善的價值體系，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同時要自我約束，時時刻刻都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楊震卻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現這種儒家傳統。楊震是東漢時期的官員，字伯起，東漢弘農郡人，曾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在他調任東萊太守路經昌邑時，昌邑令王密為答謝楊震知遇推薦之恩，深夜以10斤黃金相送。楊震看到黃金很生氣，他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說，我之所以把你舉薦給朝廷，讓你為官，是因為我知道你的品行，認為你可以擔當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楊震自己，但王密卻是“君不知故人”。隨后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沒有人知道，就收下黃金吧。楊震又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聽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楊震是在強調，你送我十斤黃金，兩個人都是在做壞事，既然兩人都知道這是在做壞事，怎么能說沒有人知道呢?這就體現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對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也要始終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來做事，要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但現在很多影視劇所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楊震說這句話的含義。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現的是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還能做壞事呢;而現在影視劇中表達的含義卻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沒別人知道，就可以隨意做壞事，包括行賄受賄等，這其實是諷刺。因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這句話關鍵是在強調有人知道這件事，我們不能再去做壞事，而不是說沒人知道，我們可以隨意做壞事。

那么，儒家為什么如此強調道德修養呢?因為它不僅是對于君子個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對儒家治國的重要性。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儒家治國之道的起點和基礎，儒家的國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天下”。一個人先要修身，養成良好的道德修養才能齊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讓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夠按照禮法運作，他才能去治理國家;最后，不論是作為皇帝還是作為大臣，只有治理好國家，最終才能夠天下。這里的天下不是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個使動動詞，叫做“使天下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設*和諧社會，和諧就是使天下和。

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對治國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國家起源有關系。國家從哪里來?國家從家里來。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國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從歷史上看，對于西方來說，先有氏族，氏族還是血緣關系;后來氏族變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緣了;部落又變成部落聯盟;部落聯盟最后成為國家。但是中國不同，中國先有家庭，家庭慢慢發展變成氏族，氏族通過分封制將子孫分封到全國各地，構建起了國家體制。這在《史記?五帝本紀》《史記?周本紀》中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比如黃帝分封了自己的25個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國家，這些國家又都聽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實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個諸侯，據統計，這些諸侯中有600多個都是姬姓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過這樣的分封方式，把一個家庭的結構布散到了整個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長江流域，形成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因此，中國早期的國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來治理國家，宗法制說白了就是家法。雖然后來又發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國家的制度，但總體上并沒有脫離依靠皇帝個人的人生關系來治理國家。所以我們強調治家、治國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要用個人的道德修養來治理整個國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傳統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也在于約束、規范個人權力，古代主要依靠個人的道德修養。在中國古代，約束、規范皇帝、大臣的權力主要依靠個人的道德修養。因為我國古代是君主專制，君權至高無上。從理論上講，限制皇權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權神授”，皇帝的權力要受上天的制約;但實際上，皇權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國古代不像現在這樣有選舉、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來就是皇子，成為皇上之后在權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讓他在內在上受到限制，這就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古代，皇子們從小就受到非常嚴格的教育，這種嚴格并不是簡單寬泛的道德標準，而是已經嚴格到規定幾點起床、幾點吃飯、何時娶親、何時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過這種嚴格的規范形成皇帝內在的嚴格的道德修養、道德操守，以此來約束皇權。

總的來說，這種約束皇權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卻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沒有其他別的方法。所以，我們要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儒家傳統對個人道德修養的強調。

今天，共產黨人也非常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和黨性修養。

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體系。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力倡共產黨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覺地改造世界觀。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員都要嚴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頭無愧于黨，俯首無愧于民。劉少奇同樣主張把“慎獨”作為共產黨人修養的方法加以運用。他指出，共產黨人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

周恩來在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養。他生前為自己的家人親屬定了“十不準”，包括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他;來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準”既是周恩來對親屬的要求，更是他自己嚴格自律的真實寫照。

以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道德修養、黨性修養與中國儒家傳統道德修養的繼承關系。還應該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和黨性修養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與古代傳統道德還有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是等級制、宗法制。對于儒家的君子來說，要按照等級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種事。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則不一樣，*中有一個叫等，我們追求的是等，每一個人都是等的。所以現在絕對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標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來管理。儒家有句話叫“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說作為儒家君子，不需要給老百姓或是農夫行禮;但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則不能這樣，中國共產黨人強調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我們在道德修養上與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在內容上有對中國儒家傳統的繼承，但更多的則是我們有自己的內容，有從馬克思主義這延伸下來的東西。

二是我們現在不僅強調道德修養，也強調制度建設，并且這兩者缺一不可。對于古代儒家道德修養來說，古代在治國上完全依靠道德修養。而我們既強調道德修養，也強調制度建設，兩者缺一不可。

有人說，中國在古代時只強調道德修養，不注重制度，因此出現了很多問題，要學西方。結果只顧制度建設，不要人的道德。實際上，如果人的道德出現問題，一樣能夠找出空子。因此，現在我們在治國上主要還是靠制度，但是同時也強調道德修養。

*曾指出，為“官”者必須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時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在道德修養方面成為民眾的表率。這就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做到慎獨慎微，勤于自省，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水。

提高道德修養，關鍵在于慎獨慎微，勤于自省，而不僅是要有外在的制度約束才有好的道德修養，更不能以制度不健全為理由來解釋自己道德標準、道德修養低。

二、講道德、有品行的時代意義

*多次提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特別是反復提到講道德、有品行，做合格黨員。現在，黨內許多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道德品行出現了不少問題。

首先，我國當前的反腐敗形勢依然非常嚴峻，作風問題也十分突出。一方面體現在高官落馬絡繹不絕。從十八大以來截至3月，全國已有102名副部級以上干部因為涉嫌違法違紀被立案調查。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談到，反腐敗還沒有畫上句號。另一方面，軍隊中的情況也同樣不容樂觀。截至12月，解放軍權威部門共對外公布了52名軍級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處情況。我記得90年代胡長清被查處時，大家就這個案例討論了很多年，并用胡長清的案例教育大家。十八大以來，正國級干部已有一人落馬(周永康)，副國級干部有四人落馬(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不僅是高官落馬，各個層面也都有很多官員因為腐敗問題而相繼落馬。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自2013年開始運營，就受到廣大群眾的熱切關注，廣大群眾喜歡在中紀委網站上關注案件的查處。根據《環球時報》統計，從1月1日至12月29日，該欄目共發布691條涉貪腐消息。也就是說，在過去一年中，中紀委均每天查處1.90人。如果除去108天左右的節假日，日均查處人數為2.70人。并且，這只是中紀委查處的，我們的省紀委、市紀委、縣紀委查處的就更多了。因此，我們的腐敗問題確實比較突出、比較嚴重。官員的腐敗，肯定也有道德修養的關系，也就是說，這些腐敗官員的道德修養肯定先墮落，才會腐敗。

其次，基層官風也存在很多問題。這個不一定就是腐敗，但現在基層確實有很多不良風氣。比如，官場酒風已經成為大家非常厭惡的事，不但社會厭惡，實際上干部自己也非常厭惡，但即使厭惡卻還要做。并且，干部因為喝酒致死的案例也層出不窮。比如，2013年7月23日，時任黑龍江亞布力旅游區開發指揮部副總指揮的付曉光到鏡泊湖旅游。東京城林業局是鏡泊湖景區的管轄單位，當天晚上，該局黨委書記孟慶安設宴款待付曉光。結果招待過程中，孟慶安因為陪酒飲酒過量引起突發心臟病死亡。4月9日，廣西來賓市興賓區遷江鎮政府七名科級干部設宴歡迎新赴任的副鎮長鐘某，結果鐘某還沒赴任，次日上午就因為飲酒過量死亡。中紀委網站上也通報過多起全國官員宴請喝酒致死案。更諷刺的是，有的地方官員因為喝酒死亡，最后還被評為了烈士。這些都是在基層官風上出現的問題，都是很直觀的。

更進一步來看，就是“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1月至11月，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3.2萬起，處理黨員干部4.3萬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2.9萬人。

再有，腐敗問題和作風問題也有不同之處。腐敗問題多是權力導致，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權力，恐怕想腐敗也不太容易，所以腐敗問題可能只發生在少數黨員領導干部身上。但作風問題卻可能發生在每一個黨員身上，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權力的人也會有作風問題。講道德、有品行不是僅針對領導干部的，而是針對每一個共產黨員的。

為什么我國當前腐敗問題和作風問題如此嚴重?

一是權力約束不足。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有些作風問題也與權力有關，比如推諉扯皮，老百姓辦事進不了門、辦不了事等。所以我們現在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約束權力，規范政府運作流程，讓每一個黨員領導干部在工作中都有較好的制度去遵循。

二是個人道德修養墮落。這里可以通過正反兩方面來理解腐敗問題和作風問題的意義。首先，從正的方面來理解。整體上來說，我們當前的制度確實存在一些漏洞，但這個制度漏洞對全體黨員領導干部都是一樣的，而大多數黨員，不論是高級領導干部，還是在普通崗位上工作的普通黨員，絕大多數是沒有犯錯誤的。也就是說，在同樣的制度漏洞下，有的人犯了錯誤，而大多數人卻沒犯錯誤，這是因為什么?就是因為大多數沒犯錯誤的人心中有桿尺，雖然沒人監督，但自己知道有的事不能做，這就是個人道德修養的作用。

中國古代也有好皇帝和壞皇帝之分，有唐太宗、明太祖這樣非常清廉的皇帝，也有漢靈帝、明熹宗這樣奢侈糜爛、貪圖享受的皇帝。為什么有這樣的區別?這個區別顯然不是來自制度，而是來自皇帝個人的道德修養。古代有句話叫“天高皇帝遠”，意思是說皇帝離得很遠，每個官員在自己的轄區內，皇帝也監督不上，于是縣令就成了該縣的土皇帝，太守就是該郡的土皇帝。

其次，從反的方面來理解。如果僅僅依靠制度，而沒有個人道德修養、黨性修養的配合，恐怕也是不夠的。也就是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本身也是有空間的。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讓人干壞事。但是要讓人自覺地做好事，光靠制度也是不夠的。比如，一方面，現在有很多群眾抱怨干部的作風不好，不服務群眾，辦事不積極主動等，有的制度規定一件事要用10個工作日、20個工作日來辦，所以如果單從制度上來看，這些工作人員也沒有犯錯誤。但是，有時在工作中，完全可以干得快一些，因為制度中沒有明文規定說不能少于多少工作日，而將工作干得快一些可能就會更好地解決群眾的困難，讓工作效率更高。而如果僅僅依靠制度，可能就不會做到這么好。

此外，如果我們的制度很好，但是卻沒人執行，那么制度還是會變成一張廢紙，這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對制度的重要性。因此，解決問題，一定要談制度，根子上要抓制度。但在談制度的同時，也不能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以及中國共產黨重視建設的優良傳統徹底丟掉、徹底推翻。要在以往的基礎上加強制度建設，讓制度建設和個人結合起來。

這種道德修養的蛻變，很多時候是從小事做起來的。現在，有的人總是標榜自己大事不糊涂，只是在小事上犯一犯小錯誤。實際上，小錯誤能犯嗎?不能的。

*曾講：“一名領導干部的蛻化變質往往就是從生活作風不檢點、生活情趣不健康開始的，往往都是從吃喝玩樂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領導干部在生活作風上不檢點、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開了缺口，出現了滑坡，那就很難做到清正廉潔，很難對社會風氣起到正面引導和促進作用。

比如，今天收一包煙、一瓶酒，吃幾頓飯，明天再做些別的事，最后就可能滑向深淵，觸犯黨紀國法。比較典型的還有中國的煙文化。有段時間，黨政機關就形成一種慣：開會供煙、吃飯發煙，接待室每個房間都要預備兩包煙。中國控煙協會常務副會長許桂華曾這樣介紹中國黨政機關的這個特點。本來禁煙是政府倡導的，結果有的地方一方面倡導大家不要吸煙，一面又在工作中又帶頭吸煙，并用財政資金給每個干部發煙。這都是有問題的。

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山西河曲縣原政協*開會時曾花6萬多元公款購買150條中華煙，參會者每人每天發一包。時，大家可能覺得煙這個問題是個小問題，但小問題往往會犯大錯誤。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周久耕在一次會議上的圖片被網友發現，他旁邊放的煙是南京卷煙廠出的九五之尊，1500元一條。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周久耕的個人收入是不是能夠負擔得起1500元一條的煙呢?最后經過調查，發現周久耕果然是有問題的，被查實貪污受賄幾百萬。

現在，很多人抽煙，特別是抽高檔煙，未必是為了高檔煙提供的不一樣的感受，比如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強調的就是抽煙時享受的一種尊容。也就是說，很多時候，人們抽煙不是為了煙本身，而是為了體現自己的身份。比較典型的是抽中華煙，很多人講究要抽軟中華煙。軟中華也有區別，它的煙頭分1字頭、2字頭、3字頭，大家都講究抽3字頭的，說3字頭比1字頭、2字頭都好，市面上3字頭的軟中華也較1、2字頭的貴。但實際上，我專門去上海卷煙廠了解過3字頭和1字頭、2字頭煙的區別，上海卷煙廠的人說，1、2、3的意思就是1車間造的、2車間造的、3車間造的，用料完全一樣，唯一的區別是3車間每年最好的季節要造熊貓煙。也就是說，實際上3字頭中華煙的質量可能比1、2字頭還要差一點，因為在最好的卷煙季節，3字頭的煙是不生產的。但很多人其實不在乎它的味道有什么差別，而是在乎抽的煙是不是能體現自己的身份，這實際上是人的一種欲望。因此，從抽煙的小事上就能看出人們欲望的無限膨脹，這種膨脹今天可能只在抽煙這種小事上，明天會不會就發生在別的事情上呢。這種欲望被膨脹起來，我們就會有很多按照自己的正常收入負擔不起的欲望。有些有權力、有機會的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滑向腐敗的深淵。這是我們講到的一定要注意小事小節。

此外，當前黨員領導干部在道德修養上還存在表里不一的特點。這種表里不一體現在：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白天做人、晚上做鬼。

中國古代也有這種表里不一的人。隋煬帝楊廣在成為皇帝前，可以算是中國歷代皇子、皇太子清正廉潔的典范，是隋朝的道德模范。楊廣本身非常有才華，他25歲時就作為總指揮，親自征討南朝的陳國，并領導完成了全國統一的使命。楊廣在繼位之前清正廉潔，住的是破舊的宮殿，穿的是破舊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飯，他的父親隋文帝很欣賞他。相比較起來，楊廣比他的哥哥廢太子楊勇要強很多，因為楊勇喜歡貪圖享受。隋文帝本身是一個很儉樸的人，由于楊廣與楊勇的比較，最后隋文帝廢掉了太子楊勇，改立楊廣為太子。結果等到楊廣真正登基之后，人們才發現他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他之前的清正廉潔、勤儉節約都是做給他父親看的，是為了爭奪太子的位子，而等到他真正成為皇帝不受約束時，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荒淫無度、最奢侈糜爛的皇帝，導致隋朝二世而亡。

同樣，現在有些黨員干部也有這樣的特點。河南省曾有四任交通廳長先后落馬，這四任落馬的交通廳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在上任時廉政口號震天響，但上任不久都被查出了巨額的貪腐事實。第一任河南省交通廳長曾錦城曾以寫血書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示，絕不收別人一分錢，絕不做對不起組織的一件事，結果最后被查實貪污幾千萬，1997年10月，曾錦城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張昆桐上任后，提出了“讓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的口號，而在2001年3月，張昆同因受賄、挪用公款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繼任者石發亮，上任時也提出“一個廉字值千金”，并將其細化為兩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但最后，石發亮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董永安也曾擔任過河南省交通廳廳長，他也有自己的廉政名言：常修從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懷律已之心。2012年11月，董永安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道德修養不在于能說多么漂亮的話，而在于真正做什么。說漂亮的話其實不難，真正難的是言行一致。我們說的是我們堅信的，并按照我們的信仰標準來做，我們認為不對的事絕對不做，認為對的事一定要做。這才是道德修養最重要的一點。

當前，有些黨員干部在道德修養、道德品行上確實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十八大以來我們反復強調道德修養，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中專門提出“講道德、有品行”，也是現實的迫切需要。另外，強調道德修養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重要要求，是全面從嚴治黨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要真正做好、實現、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就必須要強調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道德修養。

“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中明確指出“要把黨的建設放在首位”。*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堅持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現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輕視政治工作，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慣于做認真細致的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正是這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來可以落實的制度得不到落實、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問題不斷發生。

制度要執行下去，除了靠制度自身的完善性、系統性之外，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制度的執行者有比較高的道德修養和比較強的黨性修養。“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對黨員、干部來說，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認識問題一時解決了，不等于永遠解決。就像房間需要經常打掃一樣，上的灰塵也要經常打掃，鏡子要經常照，衣冠要隨時正，有灰塵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

這種經常打掃、照鏡子、正衣冠，不是組織替你打掃房間，給你照鏡子、正衣冠，更多的時候需要自己照鏡子，自己看看鏡中的樣子符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哪里不符合就改哪里。這是我們強調道德修養的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要慎獨。

三、共產黨員如何在宏觀上做到講道德、有品行

廣大黨員干部如何通過自身修養來擁有好的道德修養?

(一)要有堅定的政治信仰

這個最重要。誠其心是道德品行的前提條件。從中國傳統和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來說，道德修養的關鍵，在于自己得知道什么是對的。如果內心沒有是非觀念，那怎么按照道的要求做事?

1.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明確的政治方向。對于中國共產黨員來說，誠其心的道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明確的政治方向，遵守鮮明的政治原則，珍惜個人的政治生命，以形成內在的定力;就是要有牢固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就是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就是要有對*前途的信仰。

2.要以“四有”為標尺。“四有”干部是*同志在1月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培訓班學員座談的時候提出的。為什么要在縣委書記那樣的場合提出這樣一點?雖有制度約束，但縣委書記實際上權力很大。所以，除了制度約束，他自己也要有約束。

(1)要做到心中有黨。對黨忠誠，知道黨在自己心中，有此標尺，做事時才會想到自己是不是在按照黨的要求做事。

(2)要做到心中有民。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透、看得淡。當然，可以爭取合法合理的利益，這里強調的是公私分明。這一點在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有明確表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并不要求個人完全不談自己的利益，但在滿足自己利益的同時要想得透、看得淡，要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特別是要下大力氣解決好人民不滿意的問題，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3)要做到心中有責。不能只想當官不想干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不能干一年、兩年、三年還是濤聲依舊，全縣發展面貌沒有變化，每年都是重復昨天的故事。

(4)要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確行使權力，就要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關系;要始終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弘揚和踐行*，加強道德修養，追求健康情趣，把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

*后來也強調，“四有”不僅僅是針對縣委書記的，任何黨員干部都應該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

(二)要經常反躬自省

發現自己有問題，就要立即改正，要做到聞過則喜，有則改之。*同志講，要時刻反躬自省，就像古人講的“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潔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養德，增強防腐拒變的“免疫力”。

1.要慎思

(1)要管住自己的欲望。“表哥”“表叔”不是要體現自己時間觀念強，而是要通過“盡顯奢華，貴族體驗”“尊享品質”等來彰顯他們作為領導干部多么會享受，多么與眾不同，最終導致自己滑向深淵。欲望只要一膨脹，就會在所有方面都膨脹，就很容易犯錯誤。

(2)要管好自己的家人。現在，很多領導干部犯錯誤都與自己的家人有關系。當然，他自己和他家人，誰把誰拖下水，還不太好說。令計劃的很多親屬都有貪腐問題。蘇榮的腐敗也是典型的家族式腐敗，一家老小幾乎都參與其中。不僅自己滑向深淵，家人也去監獄里“團聚”了，這是很悲哀的。

2.慎微

關鍵要注意小節。一般來說，在別人看得見的地方，大家的言行都會差不多。因此，更關鍵的是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做得好。比如，當我們遇到紅燈，又恰逢有車有人時，我們肯定不會闖紅燈，但如果沒車沒人時，我們怎么辦呢?那么，就要做到即使在沒車沒人時，也不能貪圖路直接過去，應該遵守交通規則。我們要把這種遵守規則的意識植生在自己的內心中。

*同志強調，于細微處見精神，于細微處也見品德。小事小節是一面鏡子，能夠反映人品，反映作風。小事小節中有黨性，有原則，有人格。古人云：“堤潰蟻穴，氣泄針芒”，“巴豆雖小壞腸胃，酒杯不深淹死人”。大多數腐敗分子是從不注意小事小節逐步走到腐化墮落境地的。在推杯換盞中放松了警惕，在小恩小惠面前丟掉了原則，在輕歌曼舞中喪失了人格，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小事當慎，小節當拘，確是對領導干部的金玉良言。每個領導干部都應慎獨慎微，從小事小節上加強自身修養。這是慎微的一個意義。

3.慎交友

慎交友不是指領導干部一定不能和商人有往來。我國實行*，在招商引資和發展地區經濟時就會涉及一些和商人的往來。

*同志在浙江做省委書記時對這個問題看得就比較清。他講到，浙江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各級領導干部一方面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要親商、富商、安商。另一方面，同企業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

很多落馬官員的背后都有一個個商人。比如，劉志軍、丁書苗等人，再比如，劉漢和周永康、李春城、白恩培等人的很多案件都有關系。很多受賄者認為自己和行賄者的關系很好，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實際上，有的企業家只是在攬工程行賄時說得好，結果一到紀委那里，就變得很痛快，甚至直接問是要調查哪位領導，他們直接交代，這樣就能讓自己成為污點證人。再有，對于官員來說，不論是崗位還是待遇都是組織給的，所以一旦受賄，就會失去這一切，但對于企業家而言，即使他們進了監獄，他們以前的合法收入還是自己的，比如黃光裕，雖然他現在還在服刑，但國美還是他的。

(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一方面是制度建設的問題，要使制度公開透明。另一方面，這也是黨員自身道德修養的一部分。我們要努力做到辦事公開透明，努力接受大家的監督，不要帶有情緒、不要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不信任。實際上，有人監督才是對廣大黨員領導干部的更多保護。因為有了大家的監督，自然就有人給你證明有沒有問題。同時，有人監督也可以幫助我們自省、自審，提高自身修養。

講道德、有品行，不僅在講，更關鍵的是在做，要在日常實踐中一點一滴地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