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監(jiān)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1

包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為清廉的象征。“龍圖包公，生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這詩句表達了人民對包拯的贊美。包拯少時在城內(nèi)香花墩讀書，他28歲中進士，曾先后知天長、端州、瀛州、揚州、廬州、池州、開封等縣、府，出使過契丹，還在刑部、兵部任過職，在財政部門做過副使、轉運使、三司使，在監(jiān)察部門做過御使、諫議大夫，最后做到樞密副使，成為朝廷的宰輔，死后追贈禮部尚書，謚孝肅。他有“包待制”、“包龍圖”的雅稱。老百姓更喜歡直呼“包公”。包拯生整治吏治、注重生產(chǎn)、鞏固國防、舉賢任能、為民請命，頗有政績，是我國歷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宋史》云：“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為之語曰‘關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進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又說：“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與人不茍合，不會偽辭色悅人”，“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包拯做過許多有益于百姓民的好事，“不愛烏紗只愛民”，贏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來，關于包拯的口碑、話本小說、戲劇曲藝乃至當代的電影電視就演義了許許多多他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故事，演義的結果，使包公的形象更豐滿，甚至神化、傳奇化。他成了人們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對包拯形象的塑造和傳揚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話本并紅火于元代的包公戲，自明清到世，不斷發(fā)展，推陳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愛。包拯斷案的故事最為精彩，傳播之廣，溶進了人們熾熱的“包公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知廬州時，執(zhí)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

安監(jiān)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2

通過“斷牛舌案”、“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說明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對貪官污吏鐵面無私，對百姓卻心懷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來，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歷史的依據(jù)，縱觀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民為本，體恤民情。

民本是我國古代先賢提出的治國理念，歷史源遠流長，自從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將國家的命運與民心向背聯(lián)系起來。儒家先哲提煉和升華了這種民本，提出了“仁政”、“王道”學說。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如果“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張“薄賦斂、寬力役、救災患”，大緩吾民以安天下”。從這一理念出發(fā)，包拯經(jīng)常深入民間，體察百姓疾苦，為民請命，并極力主張節(jié)省國家費用，要求減冗吏，減冗兵，減修建，省奢侈。包拯還將這一理念體現(xiàn)在立法上,并落實在其司法、執(zhí)法的實踐中。他認為立法應當貫徹“公私利濟”，“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的原則，并以此來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減輕災害地區(qū)與貧困地區(qū)的田賦，對重災區(qū)要罷除一切無名科率，減免百姓對官府的積欠，并開倉濟貧等。

(二)清正廉潔，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時，就寫下一首“明志詩”，詩曰：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這也是包拯流轉下來的唯一一首詩，可謂吉光片羽，卻成為包拯一生為官做人的光輝寫照。這首詩是寫在包拯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郡守府第的墻壁上的，據(jù)《宋史》記載，端州因出產(chǎn)“端硯”而聞名天下，常要向宮中進貢。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機會額外索取，以贈權貴，數(shù)量有時超過進貢的數(shù)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嚴格按進貢數(shù)制作，自己不持一硯歸。包拯死后，宋仁宗親自到包拯家中參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飯食，雖貴，如初宦時”，更是感慨不已。當時朝廷對他的評價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吳奎在包拯《墓志銘》中稱其“峻節(jié)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白始及終，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歐陽修盡管與他政見有所不合，但對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贊佩，稱其“清節(jié)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

包拯不光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家人、親屬要求也是非常嚴厲的，他在晚年時立家規(guī):“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家風》中就說到：“龍圖懿范九州頌，孝肅家風萬世傳。”而對于自己親屬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絕不輕饒。包拯是廬州人，他在任廬州知府時，包氏家族的一些親朋故舊以為可以仗勢為所欲為,結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飭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親自審訊，重重地處罰了堂舅。京劇有一出傳統(tǒng)戲《鍘包勉》，就是依據(jù)包拯處罰親友的史實所編。

(三)不畏權貴，嚴懲腐敗。

包拯痛恨貪官，他曾給宋仁宗上過《乞不用贓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對貪官、贓官，要“不以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以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9]為了施行這一原則，包拯不惜犯顏直諫。當時,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屢受恩賞、加官晉爵，甚至于一日之間連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jié)度使、景靈宮使、群牧制置使四項官職，主管全國財政大權，他在任職期間，欺上瞞下，玩弄權術，魚肉百姓。對此，包拯極力反對，曾三次上疏彈劫他，盡管宋仁宗執(zhí)意庇護張堯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張所擔任的官職，包拯也為此得罪宋仁宗被調(diào)離京城達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監(jiān)察御使時，曾經(jīng)連續(xù)參掉兩個違法亂紀的高官。一個是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剝百姓，逼得人們逃入山洞。為此，包拯一連七次上奏彈劾他，迫使皇帝罷了王逵的官。另一個是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在任期間販賣私鹽一萬多斤。

(四)明察善斷，制止冤案。

包拯在處理案件時非常重視邏輯推理等司法技術的應用，表現(xiàn)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據(jù)《宋史》記載，包拯頗善鞠獄，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長知縣時就體現(xiàn)了出來。一天，有一農(nóng)民的牛舌夜間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對那農(nóng)民說，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割牛舌的人就會出來了。農(nóng)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話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狀告這農(nóng)民私宰耕牛，包拯說：“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盜驚服，只得承認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認為,要實現(xiàn)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斷各種訴訟案件，各級長官的選擇就非常垂要。精選慎擇是包拯一貫的主張，他極力反對縣令和地方官吏的輕授輕任。在擺拔任用官員中他特別反對兩種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贓濫之人。針對當時酷吏嚴刑造成許多冤獄的情況，包拯主張加強司法監(jiān)察。他曾給宋仁宗上《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的奏折，批評國家雖設“按刑之司”(類今檢察院)，以糾郡縣“刑罰冤濫”，然“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提刑司見某郡縣有未斷之重罪，就“遷延引避”，“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當時之所以出現(xiàn)大量冤獄的原因是：一是郡縣長吏不得其人，“不辨虛實”，因偏聽偏信、主觀武斷所造成;二是緣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賢、挾私報復或貪贓枉法所致。為防止和減少冤獄，他主張必須知人善任，“進用賢雋，斥去形跡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幸，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對關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議應委提刑司“親往審問決斷”，以此來保證獄案的明斷。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現(xiàn)代啟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包拯的清廉官德對當下的為政為官者，特別是對于我們身兼打擊犯罪、保護人權、懲治腐敗的檢察官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一)樹立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理念，培養(yǎng)清廉品質。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執(zhí)政黨，黨民建設和發(fā)展*，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使我們的事業(yè)經(jīng)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活動的特殊地位對司法人員的清正廉潔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貪污腐化成風的北宋社會中保持了清廉，才贏得了當時及后世民眾的敬佩。作為檢察官，必須按照“堅持執(zhí)法為民，緊緊依靠人民，維護人民權益”的要求，切實踐行執(zhí)法為民的宗旨，不斷加強黨性修養(yǎng)，培養(yǎng)清正廉潔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檢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直面社會上的一切骯臟和丑惡現(xiàn)象，同它們作堅決的斗爭。

(二)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案觀念，提高專業(yè)素養(yǎng)。隨著*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基本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成為民主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檢察機關在確保法律公正實施，維護社會公正義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為完成憲法法律賦予的神圣使命，適應新時期新任務的需要，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依法辦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維護法律尊嚴和法制權威。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正義，既是人民司法應當恪守的基本原則，也是廣大檢察干警必須樹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為作為一種專業(yè)性較強的活動對司法人員的專業(yè)素質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偉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斷案技能之上的。現(xiàn)階段，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正義，要求廣大檢察干警不僅能夠熟練掌握法律知識，領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夠洞察世事人情，科學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找準法律與個案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從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實現(xiàn)“案結事了”、“勝敗皆服”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強制度建設、規(guī)范執(zhí)法行為，做到嚴于律己。清官和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臺上的孿生兄弟，從這一角度輻射，這條啟示是清官廉政的反面借鑒，因為今日中國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個民主和法制漸進完善的*社會，中國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標邁進，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潔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者人人皆為清官。這就要求我們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務人員加強官德修養(yǎng)，更是要加強制度建設。*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不僅如此，作為身負國家法律監(jiān)督職責的檢察官，不但自己要嚴于律己、規(guī)范執(zhí)法，更要約束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不能“燈下黑”。這要求檢察官不僅本人要帶頭遵守《檢察官法》《廉政準則》等法律法規(guī)，還應要求“身邊人”經(jīng)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以互相監(jiān)督、互相促進。

四、結語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冤假錯案集中出現(xiàn)，如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等，給我們的檢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戰(zhàn)，曹建明檢察長強調(diào)要從社會關注的典型案件和期發(fā)現(xiàn)的冤假錯案中進一步認真剖析和反思，切實做到舉一反三、引以為戒。因此，防范冤假錯案的發(fā)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正義底線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的大門之外。這要求我們的法律監(jiān)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樣堅持以民為本、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明察善斷，才能切實制止冤假錯案的出現(xiàn)。

包拯的清廉官德無疑對當今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但凡事都有兩面，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和評價其對社會的積極貢獻和時代局限，方能避免因時代變遷形成的偏見即過份快車或過多貶抑。斯人已去，但只要人們對懲惡揚善、正義公道的渴望還存在，“包青天”的價值和魅力就不會衰弱。合肥包公祠的楹聯(lián)贊揚他“為官存正氣，從政樹廉風”，“正氣耿光昭日月，廉潔清棟婦孺知”。包孝肅公墓園的楹聯(lián)是“廬州有幸埋廉相，包水無言吊直臣”。這都表達了后人對包拯的崇敬與懷念。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想這也是對我國歷史上包括包拯在內(nèi)的諸多清官最高最公正的評價

安監(jiān)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3

如今記載反映包拯初進官場的事跡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長縣知縣時斷過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書。有賊把別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狀，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殺了。不久又有人來告狀，說牛主人私殺耕牛，這在宋朝是違法的，包拯斷喝道：“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賊被識破，驚服!一件小案子，從中看出包拯斷案的機智果斷，也許他“善斷獄訟”之名就是從這時流傳開來。至今幾乎所有的包公戲都與他善斷奇案、沉冤昭雪有關，而事實上，歷史并沒有記載包拯斷案的事跡，他的政績也非在斷案上。

三年后，42歲的包拯被提拔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當于今天的廣東肇慶市)“一把手”。端州特產(chǎn)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shù)孛磕晗虺�廷進貢。凡在這里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guī)定的數(shù)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shù)額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系，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個性官員包拯一上任就高調(diào)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guī)則，下令只能按規(guī)定數(shù)量生產(chǎn)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并且表態(tài)，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此舉在當?shù)叵破疖幦淮蟛ā?年后，包拯任期滿，被調(diào)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包公擲硯》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藍本創(chuàng)作的。

不久，45歲的包拯因“端硯事件”被皇帝賞識，被任命為監(jiān)察御史，負責監(jiān)察百官，“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雖然這個官職沒有多少實權，但從此他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對于剛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來說，無疑找到了自己的發(fā)聲臺。在官場嶄露頭角，包拯確實發(fā)出了不少聲音，對國家的內(nèi)政外交上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比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以進貢求和西夏，主張強國策略等等。其間，他還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與對方使館“二把手”舌戰(zhàn)并成功贏回大宋面子。

這其中，他彈劾陳州京西路轉運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變”盤剝?yōu)拿竦淖镄械氖论E，被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再創(chuàng)作為家喻戶曉的包公戲《陳州放糧》，民間渲染加工成開封府尹、欽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賑，劇中涉及國舅們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護包公、包公怒鍘皇親國戚、成功放糧賑災等等，演義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除害、不畏強權且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實上，作為官場新秀，當時包拯只是上了一個并不為人關注的批評性的奏章，是否被批準史料也無下文。此時，離他入主開封府尚有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