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奇》是根據《鐵匠的兒子》、《龍舟戰鼓》、《小鐵頭奪馬記》、《石頭娃子》等十個真實的革命故事進行改編，加入許多現代戲劇元素。

【第1篇：大學生紅色傳奇觀后感】

廣西江濱醫院，每天中午十一點半，九十四歲的區濟文都會準時來到病房，給妻子王彥送飯，六年來，除特殊情況外，從未中斷，這是一對經歷戰火洗禮的革命伴侶，69年的婚姻，他們即是夫妻也是戰友，而他們相識的起點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廣西成立的學生軍。

區濟文：生于1920年，廣西貴港人。解放前年僅17歲就擔任中共南寧市委書記，歷任新四軍連指導員、華中軍區電臺指導員、華東軍區醫院副政委、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野戰醫院黨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宜山地委副書記，包頭鋼鐵公司軌梁軋鋼廠黨委書記，鞍山鋼鐵公司鋼鐵設計院黨委書記，柳州市市長，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五、六屆政協副*。1993年離休至今仍任中國老體協委員，廣西老體協第一副*、*，廣西新四軍歷史研討會會長，獲得過廣西第九屆健康老人的證書及壽星獎章。

王彥：原名賴月嬋，壯族，柳城縣人，生于1921年。1938年5月參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抗大四分校、新四軍四師衛生部技術書記，華中軍區政治部文化教員、政治指導員，第一后方醫院宣傳干事、副股長;華東軍區第三軍區醫院指導員，第三野戰軍戰勤報編輯、九兵團19野戰醫院副協理員。1949年12月轉業，歷任廣西宜山地委秘書科副科長、科長，桂西區黨委組織部干部科科長、區人事局第一副局長。1954年11月后，歷任武漢鋼鐵公司副處長，包鋼大型軋鋼廠副書記，鞍鋼大型軋鋼廠黨委副書記，鞍鋼鐵東醫院黨委第二書記、書記。1978年9月后，歷任中共柳州市委常委、委員(分管文教戰線)，柳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2年10月光榮離休。

他們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識、相知，從此相愛、相守一生。

1939年相識于革命斗爭前沿，1946年在抗日戰火中結婚;從此，他們一直相伴，牽手走過了70年的路程??一起經歷戰爭的炮火，一起面對死亡的危險，一起堅守不變的信仰，一起共度風雨共享陽光……10年前，她因病住進了醫院;從此，他每天早上9點半到醫院，下午4點半離開，風雨無阻，日日不斷。

今年，他95歲，她94歲;明年，他們結婚70周年了??60年的婚姻被稱作鉆石婚，70年的愛情比鉆石更堅貞、比歲月更鐫永??

原來，最美好的愛情，就是永遠在一起;最長情的告白，就是陪你一起變老。區濟文和王彥長達70年的愛情歷程就是最好的詮釋。

“不能離開，因為她把生命寄托在我身上了”

都說相愛的人有心靈感應。14日上午快10點，區濟文走進病房，躺在病床上的王彥右手舉了起來。區老緊走兩步，上前左手握著，右手輕輕地在王彥的手背上來回摩挲;接著，又輕輕地反復撫摸老伴的頭，深情、溫柔地望著老伴，“我來了，她就好了。她把生命寄托在我身上了!”

自從老伴住進醫院后，區老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南寧，天天都要到醫院去，從未間斷。當我們離開時，邀請老市長回柳州看看，他依然是那句話：“不能去，不能去。她的命在我身上呢……”

聽聞此言，我們都很震驚：這得經過多少年的相知相愛，才能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對方的身上?

10年前，王彥因腦中風住進了醫院。隨著年歲增大，她的身體也越來越差，現在已經不能說話，需要呼吸機支撐。每天到病房，區老還堅持在病床前為老伴讀報紙，朗讀兩人都喜歡的文章，堅持為老伴做按摩，和醫生、護理員交流治療、護理方案。

10年了，天天如此??每天早上10點前，區老必走進病房，帶著家里保姆煮的營養餐，瓶瓶罐罐好幾個，有給老伴吃的，有自己的中餐。下午4點以后，他才會離開，獨自回家去。

采訪那天，當我們將一束百合花送到病房時，區老高興地接過去，小心翼翼地擺放到老伴的枕頭邊，溫柔地說：“你看，柳州晚報送給你的鮮花，多漂亮!你不是最喜歡花嗎?”

雖然老伴不能回答，區老依然很認真地說，他說，“她是知道的，只是不能說了……”這一幕，讓我們又心酸又感動。

病房里還有一張小床，兩床相距約1米，累了，區老就在床上躺一下。病房很小，熱愛運動的區老間或到院子里走一下，打一組太極就回來。他說不敢走太久，得守著老伴!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棱，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也許，相愛相守真的可以讓兩個人血肉相連，生死與共。

“一生相伴，因為我們有共同的信仰”

1937年，在南寧初中(現南寧二中)讀書的區濟文年僅17歲就擔任了中共南寧市委書記，第二年他參加了廣西學生軍地下黨，1939年，他和王彥在廣西學生軍地下黨一個支部里擔任委員，兩人從此相識、相愛、相知、相守了一輩子。

95歲的區老記憶力超出常人的好，回憶起兩人的革命歷程，時間竟然可以鎖定到年月日，地點可以鎖定到哪個鄉。“1939年3月，在安徽，當時我和她分別擔任廣西學生軍第三區南溪鄉和白沙鄉工作組的組長，兩人在一個黨小組。”

當時兩人一個19歲，一個18歲，正是情竇初開的年齡，共同的革命信仰催生了愛情的萌芽，“她做事非常認真、細心，這正是我最看中的品質。她好動愛笑，會打籃球，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走路很快，但是性格很溫和，說話總是輕聲細語的。我們經常一起談論革命理想，交流讀書感受。慢慢地，兩個人越來越喜歡在一起，好像心是相通的，做什么事說什么話都有共鳴。這就是愛情吧!來得很自然。”

從此，不論是血雨腥風的地下斗爭，還是炮火連天的戰場上，這對既是戰友又是戀人的年輕人一起經受了無比艱難曲折的生死考驗。區老介紹，1941年7月，新四軍淮南地區二師和淮北地區四師發生了憑空炮制的“托派”案件，師內50多名黨員和進步群眾被打成托派被錯誤處理，區濟文和王彥也在此列。“當時，新四軍四師向華中局打報告，要槍斃6名‘托派’，6人中就有我們兩個。幸好當時華中局領導劉少奇得知了此事，劉少奇同志在報告上批閱：‘此內容不可信，立即放人，在斗爭中考驗!’我們兩個才逃過了死亡之難。可惜，有的同志就因為此案而冤死。1984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全案予以徹底反，這起歷經43年之久的冤案才終于得以徹底反昭雪。那段時間，我們兩個都經歷了非常殘酷的審查，王彥被關了起來，我不僅去看她，還勇敢地為她申訴，我最了解她，她絕對不可能反革命。我們都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生死相依，這輩子有她真好!”

1946年3月，兩人經組織批準結婚。6月，解放戰爭全面打響，這對年輕的夫妻又投入到了戰場上，大兒子就是在一次夜行軍中生下的。區老特別記得，有一次深夜轉移，單架都用完了，快要臨盆的王彥只好騎上一頭毛驢。半路上，竟將她顛了下來，摔得不輕。幸好，母子都沒大礙。當時，雖然兩人同在一支隊伍，可區濟文擔任領導工作，根本顧不上妻子。當得知妻子摔了，他倒是嚇得不輕。

解放后，區濟文奉命到武鋼、包鋼、鞍鋼工作，王彥帶著孩子跟著他繼續轉戰南北。區老深情地說，“她真不容易，又要工作，還帶大了5個孩子，為革命、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這一生，有她真好，很幸福!”

上世紀80年代初，王彥離休后到南寧定居，兩人形影不離，一起練氣功，一起寫文章，過上了一起慢慢變老的幸福晚年生活。他們在家門口種了許多的花花草草，區老視作寶貝，不準人亂動，“黃金葛可以產生許多氧，桑葉吃了可以治療高血壓、心臟病……”離休后，每天堅持鍛煉身體，獲得過廣西“健康老人”光榮稱號。

區老雖然年已耄耋，但頭腦清晰，面色紅潤，步履穩健，精神抖擻，他說：“我41歲就得了心臟病，很嚴重，醫生說最多能活8年。你看我活了多少個八年!”

兩老分別從領導崗位上離休后，一起鉆研養生之道，一起寫書，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出版了50多本書，2000多萬字，其中有不少是和老伴合作的。老伴生病后，他仍然堅持寫書，今年出版了三本，《共同戰斗的歲月》《偉大的時代》《抗戰中的廣西女兵??廣西青年回憶錄》。

【第2篇：大學生紅色傳奇觀后感】

《向死而生》，講述抗戰時期著名的桂林“七九事件”三烈士的故事。為保全黨的組織，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曼等三位同志以并排自縊的方式向同志發出警報，為黨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進一步加緊了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全國政治局勢日趨惡化，中國共產黨進入了抗戰中最困難的年代。1942年5月至6月底，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因叛徒出賣而遭到嚴重破壞：這年4月，南委派組織部長郭潛向江西省委和粵北省委傳達南委總結工作情況，并檢查江西工作。5月26日，郭潛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當晚即叛變。從5月27日至6月，叛徒郭潛帶領國民黨特務先后逮捕了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南委負責人廖承志等。接著又領著特務直撲南委機關駐地廣東大埔，逮捕了南委宣傳部長涂振農、副書記張文彬，南委機關也遭到嚴重破壞。

情況仍在繼續惡化……

郭潛還供出了廣西地下黨組織的情況。國民黨中統特務根據郭潛的供詞，電告國民黨中統局，“請求偕同郭潛等數人克日往桂林”，對廣西地下黨“予以一網打盡”。7月4日，國民*執行委員會急電國民黨廣西省黨部主任委員黃旭初，“命開始執行工作”。?月6日，中統局特務帶著郭潛及特務多人直撲桂林。

7月的桂林，天氣特別悶熱。叛徒戰戰兢兢地領著特務，四處捕人。瞬間，皇城內外，漓江兩岸，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7月8日晚，特務首先秘密逮捕了中共廣西省工委交通員，桂林市委委員梁耀寶。他經不起敵人的誘嚇，很快叛變投敵，供出了我地下黨組織。

1942年7月9日，國民黨頑固派開始了大規模逮捕我地下黨人員和進步人士的行動。

上午11時許，一輛小型汽車，急馳到桂林逸仙中學門口，從車上跳下來5個穿長筒靴，帶墨鏡的家伙，他們手持黃旭初簽發的“行動命令”，直撲教師宿舍。此時以教書為掩護的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和他的妻子、省工委婦女部長羅文坤，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駐桂林特別交通員張海萍三人正在蘇蔓的宿舍里。特務將三人用黑布條蒙住眼睛，推上汽車，押往社會服務處臨時拘留所。

志同道合的紅色戀人

蘇蔓，原名蘇裕源，曾用名黃維、裴濟、亞宋，1914年?月生于廣西梧州蒼梧縣多賢鄉(今夏郢鎮)鳳凰村的一個地主家庭。1930年蒼梧縣立中學畢業后，考進廣東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后改稱廣東省立�勤大學)攻讀化學工程科，1935年夏肄業。

1932年“一・二八”事變，駐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爭，這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正在學校里埋頭苦讀的蘇蔓，和同學們一起組織了抗日救亡宣傳隊，不顧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和鎮壓，毅然到街頭宣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主張。他們通過表演話劇、唱歌、演講等形式向群眾進行宣傳，動員當地人民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蘇蔓還聯合了十幾個廣西籍的同學回到梧州，動員梧州女中、蒼梧中學的學生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在他的鼓動下，正在梧州讀書的妹妹蘇裕翠和弟弟蘇智源，與其他同學一起，紛紛走出校門，奔向社會，積極開展抗　日救亡活動。

羅文坤，曾用名羅嫻、羅光，蒼梧縣賢德鄉(今京南鎮)純沖村人。1916年11月29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姐弟妹共有9人，父親早逝，母親是個賢惠的家庭主婦。

1921年，兩廣軍閥混戰，治安混亂，羅文坤隨家避居澳門。1924年回梧州，在梧州女子高級小學就讀。之后，考入蒼梧縣立中學。她聰明好學，成績名列前茅，深得教師的喜愛。

1932年，羅文坤隨家遷居廣州，考入廣州潔芳女子高級中學。當時國難當頭，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后，又把魔爪伸向華北，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尋求拯救國家民族的真理，羅文坤和廣州省立工業專科學校讀書的同鄉蘇蔓，與一批熱血青年組織了一個曙光社讀書會。他們學習馬列著作，政治覺悟迅速提高。共同的理想，熾熱的愛國熱忱，把蘇蔓與羅文坤的心緊緊相連。1935年春他倆在廣州結為伉儷。

1934年至1935年間，大批革命青年留學日本尋求救國之路。蘇蔓、羅文坤亦于1935年6月先后去日本，就讀于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政法專業。蘇蔓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文化活動，加入了作為團結教育留日進步學生和培養革命干部的黨的外圍組織中華留日同學文化座談會，并成為該會的骨干。1936年春，蘇蔓被吸收為左翼世界語聯盟的成員，同年暑假，他參加由中共上海文委東京支部舉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班，在學習期間，由支部書記林基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3月和5月，蘇蔓、羅文坤先后從東京回到上海，當時蘇蔓化名為“亞宋”，主要負責暨南大學等大專院校的抗日救亡運動。同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學生運動委員會成立，劉峰任書記，蘇蔓為委員。上海淪陷后，蘇蔓夫婦留在法租界堅持工作，為組織難民疏散和留滬群眾的抗日活動而日夜奔忙。

1938年3月，中共江蘇省委派蘇蔓、羅文坤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他們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專心聆聽許多中央領導的親切教誨，政治上日益成熟。

1939年1月，蘇蔓、羅文坤奉派回廣東粵北工作。蘇蔓(化名裴濟)在廣東省委組織部，擔任省委黨的干部訓練班主任。

廣東省委對黨訓班非常重視。省委書記張文彬和其他省委領導王均予、李大林、古大存等親自講課。蘇蔓除主持全盤工作外，還負責講授黨的建設等課程。

黨訓班初設在韶關市(廣州淪陷后的戰時省會)附的東堤河一家農產里。30多個學員擠在面積只有20多方米的低矮木板閣樓，空氣渾濁，夜間蚊‘蟲轟鳴，每天粗茶淡飯，生活極其艱苦。1939年夏秋，廣東省委在曲江縣馬壩舉辦黨員訓練班。1939年冬，省委準備在馬壩附再辦一期訓練班，因臼軍第二次侵犯粵北，形勢緊張，蘇蔓帶領黨訓班從馬壩撒到南雄縣郊里崗嶺繼續辦班。該班于1940年4月結束，省委決定黨訓班移到贛南的錫坑開辦。這里是山高林密的一條大山溝，辦班的地方就設在一個久已荒蕪無人居住的村子里。學員們用竹子搭床，用竹片、茅草作瓦，大家的生活更為艱苦。蘇蔓自始自終與大家同甘共苦。

1940年5月，贛南黨訓班開學不久，被特務發覺。贛南行政專員蔣經國限了幾百名保安隊來搜山。蘇蔓臨危不懼，機智沉著地指揮學員分三路突圍安全轉移，最后他才與羅文坤和幾個女學員張海萍、朱明等化裝脫險，回到南雄城。

由于蘇蔓和其他的精心組織和辛勤工作，這幾期黨訓班辦得很有成效。學員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黨的理論和軍事知識，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們絕大多數被分配到各個重要崗位工作，在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蘇蔓和羅文坤等奉調回到廣西桂林，蘇蔓負責籌建中共廣西省工委。當月，撤消中共桂林特支，建立中共桂林市委，羅文坤任書記。伺年10月，中共中央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西部和香港等地。12月，南方工作委員會從福建調錢興到廣西，重建廣西省工委。省工委成立后，錢興任書記，蘇蔓任副書記，羅文坤任婦女部長仍兼任中共桂林市委書記o

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廣西，特務活動猖狂。蘇蔓認真貫徹執行*，的“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國統區工作方針，注意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行動謹慎;機智。因此，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沒有找到線索，無從下手。1941年9月，蘇蔓和羅文坤等到桂林逸仙中學當教師，以此作掩護。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黨組織建設和建設上，在廣西大學、醫學院、桂林高中、婦聯會等學校、機關、團體，都發展了一批積極分子入黨。蘇蔓和錢興研究舉辦了各種類型的黨訓班，提高了黨員的政治素質。

“鐵手”張妙靈

1917年秋天，一個眉目清秀的女嬰，誕生在廣東東莞縣篁村鄉。她，天生俊巧，父母為她取名張妙靈，她就是張海萍烈士。

張海萍隨父親到廣州讀書，于廣州45小學畢業后，考入廣州女子師范。她從小就養成了勤儉節約、愛好勞動的好慣。白天在校讀書常自帶干糧當午餐;她不像一些有錢人家的同學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窈窕的身材穿著一身整潔合身的粗布衣，卻也總比別人顯得漂亮。回到家中，除完成學業外，還搶著幫助母親做家務，遠的鄰居，都知道張家有一個既漂亮又勤快的小女孩。

勤勞節儉還往往同頑強、熱情、上進結伴。如果說上天給張海萍一副美麗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那么環境和自我的磨練，則為她造就了比美麗的外表更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頑強、熱情、上進的性格。張海萍在讀女師期間，學習勤奮，敏銳，朝氣蓬勃，辦事大膽有主見，為人謙和熱情，樂于幫助同學，哪里有張海萍的影子，哪里就像燃起一團火，同學們都樂意與她接，尊稱她為“妙姐”。她十分熱愛生活，是個音樂愛好者，天生一副圓渾、洪亮的女低音歌喉;她還十分愛好各項體育活動，是學校籃球隊主力隊員、投籃好手，有“鐵手”之稱。

這個熱情、活潑的青年，在白色恐怖下，想方設法地借閱馬列書籍。一次，她借到了一本《共產黨宣言》手抄本，被書中的所震撼。為了能反復閱讀，深刻理解和傳給進步同學看，張海萍用了幾個晚上，在燈下一字一句認真地將全書抄錄下來。當終于有了一本自己手抄的《共產黨宣言》時，她無比興奮和愉快。張海萍在如饑似渴地接受真理，追求進步中，得到了升華。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步步加深，北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羊城學生界奮起響應，張海萍立即投入了這場斗爭。在運動中，張海萍接觸了中共黨員，1936年冬，她參加了黨領導的外圍組織中國青年同盟，次年春天，年僅19歲的張海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張海萍參加我黨領導的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從事公開的抗日救亡工作。街頭、學校、工廠、農村，到處留下了她的足跡，宣傳演出、安置難民、防空救護、募捐獻金，事事搶在頭里。在宣傳中，每當她用那深沉、洪亮的女低音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五月的鮮花》等抗日歌曲時，聽眾立刻被深深地感染，并情不自禁地隨之放聲高歌，抒發抗日的決心。她還和女師的同學利用暑假回家鄉，作抗日宣傳，用她那甜美的歌喉，激勵鄉親們抗日殺敵的決心。

我黨為了爭取廣東地方實力派堅持抗日，并在將來能掌握國民黨基層政權，1938年9月，經黨組織批準，張海萍參加了廣東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后又參加了國民黨廣東省地方行政干部訓練所(簡稱地干所)，并先后在軍訓總隊和地干所中，擔任中共女生支部組織委員。在復雜的環境中，張海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運用黨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一次，國民黨頑固派散布我黨在陜甘寧邊區實行封建割據，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謬論，在學員中制造混亂。張海萍義憤填膺，堅持黨的斗爭原則，進行批駁。她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民主的地區，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進攻。從而消除了反動言論在群眾中的影響。張海萍還積極慎重培養積極分子，親自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和抗日先鋒隊員，壯大了黨的力量。

1939年6月，黨組織通過社會關系調張海萍到廣東省婦女會工作，擔任婦女班教務股長，從事婦女運動工作。她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為組織發動大眾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春，她調到中共廣東省委南雄黨員訓練班學習。在此期間，張海萍系統地學習了黨的知識和馬列主義理論，理論水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后因訓練班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圍剿，張海萍化裝轉移。

1940年8月，張海萍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的派遣，赴桂林擔任中共南委駐桂林政治交通員。1941年9月，張海萍利用廣東同鄉會的關系，與蘇蔓、羅文坤一道，進入桂林逸仙中學，以任教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較量

特務捕到了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三人，如獲至寶。黃旭初和國民黨廣西省黨部調統室主任梁學基親自指揮審訊，妄圖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實施“一網打盡”的計劃。

當晚掌燈時分，特務將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押到桂林東郊龍隱巖刑訊處。龍隱巖，從古到今都以它神話般的傳說和文人墨客的題詞著稱于世，是著名的旅游勝地。而此時，卻成了特務的刑訊室。

特務首先采取攻心戰。他們甜言蜜語，輪番地對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進行誘降，妄圖從他們的口中套出黨的機密，但得到的只是無言的結局。特務當即露出了惡狠狠的殺機，他們對蘇蔓大打出手，妄圖以此來要挾羅文坤和張海萍投降招供。他們把蘇蔓的衣服剝光，先用皮鞭猛烈抽打，接著用燒紅的烙鐵烙他的手臂，然后上“老虎凳”，在蘇蔓被捆綁的小腿下不斷墊加磚頭。蘇蔓咬緊牙關，一字不吐。敵人氣急敗壞，又施以更加殘酷的吊刑，將蘇蔓仰天懸空吊起，進行拷打，在長達數小時的酷刑中，蘇蔓多次昏死，又多次被冷水潑醒。兇殘的敵人仍未撈到半根稻草。

特務把羅文坤拉到距蘇蔓十步之遙，讓她目睹丈夫受刑的慘狀，企圖用夫妻之情摧毀她的意志，威嚇其就犯。面對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蘇蔓，羅文坤心如刀割，幾度昏厥。敵人以為得計，不斷用冷水將她潑醒。夫妻在咫尺，只要她一句話，丈夫就可以免遭酷刑;但作為蘇蔓的戰友，一個共產黨員，她沒有向敵人屈服。而從他們的口中特務得到的回答始終是：“地下黨是不會被趕盡殺絕的……”敵人自以為得計的一招又失敗了。

特務又領來叛徒郭潛與張海萍會面，當面指證其身份和進行無恥的勸降。郭潛厚顏無恥地說，“整個南委都完蛋了，堅持也沒有用”，“只要你肯說出組織情況，我保證他們不會虧待你”。張海萍義憤填膺，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徑，郭潛不得不灰溜溜地退下了場。

蘇蔓三人不屈地沉默著。特務在給上司的報告書中沮喪地寫到：“通霄達旦，未嘗休息，而犯人仍頡頑不認，亦不悔悟。”

悲壯的選擇

7月11日上午，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被“釋放”回逸仙中學。但他們的宿舍周圍卻布滿了特務，其行動受到嚴密的監視。下午，一特務上門遞上“請柬”，聲稱是黃旭初請三位赴宴，“以表歉意”。他們一眼便識破了敵人的詭計，堅決地拒絕了。特務又從兜里取出三張“自新悔過書”，扔在桌上，威脅到：“請你們不要自誤!”

此時，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很清楚，特務正在導演著“假釋”的圈套，企圖通過他們誘捕前來接頭的地下黨員，一舉破壞整個廣西地下黨組織。他們緊張地思考著對策。外面黨組織并不知道叛徒已經出賣了他們，此時也無法出去向組織報信。為了挫敗敵人的陰謀，粉碎敵人的如意算盤，及時向黨發出報警信號，在失去自由無法與外界聯系的絕境下，他們剩下的只有自己年輕的生命了，他們認定已無其他選擇，決定采取集體自縊這種最為悲壯而引入注目的報警方式。雖然這樣的自我毀滅會給后人留下種種疑惑，但他們寧愿含冤受屈長眠于九泉之下，也要讓黨少受損失，讓同志們早日脫離虎口。

正因為有了斗爭的方向，有了義無反顧的決心，他們犧牲前才會顯得如此的從容。蘇蔓和羅文坤從清晨便開始忙碌起來，他們先把學生試卷認真批改，又把學生送來的紀念冊一一題字留念，然后收拾衣物書籍一箱箱地放好。他們是那樣地沉著鎮定，仿佛在為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而做準備。張海萍則一直倚坐在宿舍的書桌旁，不停地寫著。她娟秀的臉龐異常嚴肅，她給在韶關的哥哥張高科寫下了絕筆信，信中援引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示她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而不惜犧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42年7月12日晚，蘇蔓宿舍的燈光通明，房門緊閉，一片寂靜。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三人在蘇蔓的寢室并排自縊，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蘇蔓時年僅28歲，羅文坤26歲，張海萍25歲。蘇蔓犧牲前留下了“不自由，毋寧死!”幾個訣別大字。

事情發生后，國民黨的喉舌《掃蕩報》妄圖掩蓋事實真相，詆毀烈士形象，竟報道污蔑這是“桃色事件”。但這恰恰弄巧成拙，為我地下黨組織通報了消息。很快，敵人發覺此舉的愚蠢，立即下令收繳當日的報紙，然而已經太遲了。

七九事件發生后，由于蘇蔓等的壯烈行動起到報警作用，省工委書記錢興迅速向靈川轉移，并及時通知可能暴露的黨員迅速轉移或隱蔽下來，保存了黨的力量。1943年2月7日，中共廣西省工委發出《為反對頑固反共分子繼續摧殘告全體同志書》，沉痛悼念蘇、羅、張三烈士，號召全體黨員“學習蘇、羅、張三同志寧死不屈的精神來保存革命實力”。

【第3篇：大學生紅色傳奇觀后感】

雷經天，他是唯一一個參加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百色起義的廣西籍共產黨員，他三次被開除黨籍，兩次在死亡前夕被救，他經歷三個人生低谷，從蘇維埃政府*變成背著黑鍋走長征的伙夫，他不叛變不抱怨不低頭，用忠誠捍衛內心純潔的信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更多詳情，敬請收看。

1926年初，組織上派雷經天到廣州黃埔軍校任入伍生團黨代表秘書、軍校政治部宣傳科長。1926年7月，他奉派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任宣傳科科長，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初，調任第六軍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調任武漢第三十六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員將領;“寧漢合流”、汪精衛隨蔣叛變革命，中共中央軍委調雷經天到葉挺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六十團任黨代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在會昌戰役中，雷經天受重傷，轉到上杭任第二十四師黨代表。起義部隊于潮汕失敗后，他轉到香港、澳門治傷。

這時，中共廣州爆動委員會書記周文雍被捕。中共廣東省委派雷經天急赴廣州接替周文雍參與起義的準備工作，制定設法營救周文雍的“智取”方案：第一步，將生姜、辣椒炒成的飯菜送進監獄，讓周文雍吃后發高燒，迫使監獄長將周文雍送往市立醫院留醫;第二步，在周文雍被送往醫院過程中，實行武裝劫持。由于準備充分，周文雍被迅速準確地營救出來。次日，廣州和香港的報紙紛紛刊登“無牌小汽車，劫走共黨周文雍”的消息，迅速傳遍省港。

1927年12月11日，雷經天任廣州工人赤衛隊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率領黃包車夫和工人赤衛隊攻占廣東省長公署。13日浴血觀音山，掩護戰友撤退。但是，1928年1月初，中共廣東省委作出了《關于廣州暴動問題的決議案》，指責“雷榮璞同志臨急欺騙潛逃，應即以開除黨籍”。1928年春，周恩來趕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銷廣東省委決議案，雷經天重新獲得黨籍。

1928年1月底，雷經天被委任為中共廣東省委特派員，由交通員謝生樺帶路去北海、欽州。由于旅費不夠，沿途乞討，步行回到廣西同正縣謝生樺的家里。在反動派的嚴密監視下，雷經天一路行來，見縫插針，點燃革命火種，在同正縣建立黨的臨時縣委。回到南寧后，雷經天艱苦地恢復黨團組織，領導了邕寧農軍游擊隊，還派雷子震到右江與余少杰、嚴敏接上了關系。6月，他參加了在貴縣心圩街召開的中共廣西特委擴大會議，被選為廣西特委常委，負責領導南寧及右江各縣黨的斗爭。7月建立了中共南寧臨時縣委和共青團南寧市委。8月，中共南寧臨時縣委改為中共南寧市委，胡奕卿任書記。10月，在梧州的廣西省臨委機關遭敵人兩次破壞，雷經天到梧州找不到臨委領導，赴香港向廣東省委匯報工作。同年秋冬，南寧的黨團組織也連續遭到敵人殘酷破壞，胡奕卿等重要干部被捕犧牲。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廣西省委，文沛任書記，雷經天、朱錫昂、聶根、胡福田等為委員，在南寧中山路重建中共廣西省委機關，省委秘書處設在南寧津頭村雷家。這時，雷經天的公開身份是南寧中山路光昌汽燈店老板。后來，南寧反動軍警偵悉雷經天的行蹤，1929年3月4日凌晨，派兵圍捕南寧津頭村中共廣西省委秘書處。雷經天在群眾掩護下，藏身屋后枯葉漂搖的蓮藕塘里脫險。4月，中共中央決定廣西省委改組為特委，文沛任書記，雷經天、聶根、朱錫昂等為委員。由于文沛赴港未回邕，雷經天代理書記，堅持領導廣西全省斗爭。一天，敵人突然包圍津頭村，搜捕雷經天。群眾馬上通知雷經天。雷經天經過化裝，走了出來。看守路口的敵人問：“你是不是雷經天?”雷經天說：“不是。”敵人又問：“你知道他在哪?”雷經天說：“在他家里。”雷經天指了指自己的家。敵人上當忙于搜查雷家大院，雷經天得于在津頭村民的掩護下機智轉移。

1929年7月3日，國民黨左派將領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蔣桂矛盾倒桂成功，率部進駐南寧，開始主政廣西，邀請中共方面派員來廣西合作。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不失時機地調派鄧小、張云逸、陳豪人(陳希周)等四五十名黨員來到南寧，通過正確的上層統戰和秘密兵運斗爭，我黨迅速控制了3支武裝部隊，推動廣西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雷經天通過統戰活動，于8月中旬在南寧主持召開了廣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并當選廣西省農會籌備處主任委員，韋拔群當選為副主任委員。大會制定了農運斗爭的策略，決定擴大農會農軍，創辦《廣西農民》。會后，又爭取俞作柏委任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右江和左江地區各縣縣長或農運特派員。在雷經天領導下，廣西特委有力地推動著廣西農民運動的發展。

9月10日至14日，中共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雷經天家正屋西邊廂房里秘密召開。會議傳達和貫徹了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精神，雷經天以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在會上作《廣西黨的工作報告》。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提出了組織工農紅軍、武裝奪取政權、創立蘇維埃政府、土地革命等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黨代會結束后，雷經天擔任中共右江工委書記，奉命帶領一批黨員到右江馬成立右江農協辦事處，他在1942年的《自傳》中寫道：“布置開辟右江蘇區的工作，武裝右江各縣的農民，整編農民赤衛軍合為第四大隊，舉行暴動，襲擊反動的駐軍及民團，驅逐各縣長，奪取政權。各縣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可見，以雷經天為主任的廣西省農協右江辦事處“當時在群眾中頗有威信”，右江地區的工農武裝運動已成燎原之勢。

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發動討蔣戰爭失敗，廣西形勢突變。10月8日，黨派雷經天返右江布置起義準備工作。10月下旬，鄧小、張云逸率領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縱隊抵達百色。雷經天在鄧小等人的直接領導下，加速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

10月28日，雷經天指揮恩隆、奉義兩縣農軍配合廣西警備第四大隊，一舉圍殲駐馬、田州的敵視工農運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兩營，俘虜敵人1000多人，繳槍700多支，掃除了百色起義的障礙。然后?取果斷措施，收徼了馬、田州、果化等鎮商團武器，為百色起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2月11日，從南寧來的革命軍隊和右江農軍，在鄧小、張云逸、陳豪人、雷經天、韋拔群等的領導下，舉行百色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雷經天被中共中央指定為紅七軍前敵委員會委員。同日，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恩隆縣馬鎮召開，來自右江地區11個縣的代表和紅軍士兵代表出席大會，雷經天被推選為右江蘇維埃政府*。12日中午，右江蘇維埃政府在馬召開慶祝大會，雷經天在會上宣布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當張云逸莊嚴地把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大印授予雷經天時，會場爆發出響徹云霄的歡呼。

雷經天作為中共右江特委書記和右江蘇維埃政府*，主持右江蘇區的各項建設。他帶領干部，深入發動群眾，先后建立了9個縣委和18個區委、16個縣革命政權，建立了右江赤衛軍總指揮部和15個縣赤衛軍，約1.5萬人，還建立了5個縣總工會、7個縣婦女組織和青年組織。

雷經天協助鄧小在東蘭武篆進行土地革命試點，在舊州屯黨員中開辦土改訓練班，在馬開辦黨政干部訓練班。雷經天和鄧小、陳豪人等分別給學員講課，培養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干。

在雷經天的直接領導下，1930年1月，右江蘇維埃政府發出《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5月頒布《土地法暫行條例》和《共耕條例》，在條件成熟的東蘭、鳳山、奉義、恩隆、思林、果德等縣，開展分田、分地、分山場，切實照顧貧苦瑤民和高山漢民的利益。在領導建設右江革命根據地過程中，雷經天堅持黨的民族等政策，注意培養任用少數民族干部。蘇維埃政府還吸收先進婦女參加黨政軍工作，給婦女婚姻自由的權利，使右江各族婦女真正獲得了解放。

針對右江地區土匪眾多的情況，雷經天領導的各級蘇維埃政府積極擴大赤衛軍，配合紅軍，或剿或撫，使右江蘇區的土匪“大部分是肅清了，或者是爭取過來了，只有少數零星小股跑到邊界去活動”。雷經天作為右江蘇維埃政府*，為發展和鞏固根據地建設而作出了巨大貢獻，深受右江人民的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