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然遇見語言不通的人們，誰都難免一時尷尬，感到耳口形同虛設。然而，聰明的人類總有辦法跨越語言障礙，肢體語言、書寫文字，均可用以追求與口語異曲同工。既然比比劃劃可做“手語”，那么寫寫畫畫亦可做“筆語”。漢文化圈的古人們，很早就懂得用“筆語”代“口語”，發(fā)明了用漢文筆談、畫談，還有更高端的詩談。這“三談”留下來的，就成了珍貴筆談寫本。

日本明治時期圍繞大河內(nèi)輝聲展開的中日文人的筆談資料，除了部分已有實藤惠秀、鄭子瑜（《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以下簡稱《遺稿》）、劉雨珍（《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等的編校本外，尚有部分未經(jīng)深度整理。這些筆談寫本接下來的研究任務，就是進一步解字、識趣和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了。

筆談解字

由王寶主編的全八卷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 大河內(nèi)文書》（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簡稱《文書》）使大河內(nèi)文書在中國出版的夢想，劃上了完美句號。這項事業(yè)經(jīng)過了中日幾代學者跨國跨代接力，終于由寶先生等人共同完成了最后一棒。彩印精美清晰，裝幀考究得體，精彩呈現(xiàn)了一百五十年前漢文筆談的風采，也為筆談寫本研究提供了極佳資料。誠如主編序言所說，大河內(nèi)文書以其持續(xù)時間之長、數(shù)量之龐大、內(nèi)容之豐富、參加人數(shù)之眾，名列筆談資料之首。本書雖名曰“筆談”，其中收錄的還有數(shù)量可觀的唱和、序跋、書信等，是明治時代漢文寫本的縮影。

較之那些潤飾成篇的文獻來說，筆談最大的特點，還是它的“原生態(tài)”，對話有來有往，較少預先備用的官話套話，相對直接真率，對話本身未加他人篡改增刪，也可以說更富有一時性和真實性。

異國文人在一起以筆墨代口舌的對話，如果沒有碰上對此極為珍惜的對話者，也可能隨談隨丟，雙方的筆跡飄落在歷史的塵埃中，隨風吹散，再也不會留下什么痕跡。可喜的是以大河內(nèi)輝聲為首的日韓對話者，不僅將其精心保存了下來，而且在當時便做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他們在這些隨筆中，補充了彼此來往的一些信函，記錄了當時對話人員與時間，并且不失時機地添加了相關(guān)的信息，這些大大提升了筆談資料的研究價值。

這些資料影印出來，將其永久保存，就將那一時期那一群不同國籍的人們文化溝通的瞬間定格下來，留給后世的比較文化研究者，沒有顛三倒四的評價，原原本本地再現(xiàn)那一刻、那一地、那一群人細微的心靈碰撞。正是有了這些筆談資料，把沒有錄音設備的無聲對話保留下來，才使我們仿佛親耳聽到那時的來言去語，知道誰問了什么，怎樣回答的，誰在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些筆談，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筆述歷史”。

對于中國文化的興趣，是筆談得以展開的基礎。這種興趣，包括了對許多文化細節(jié)的興趣。患有“文化冷漠癥”的人，不會有這樣持久的對話；而滿足于概念認同的人，也不會抓住其中看似細枝末節(jié)的點滴不放。筆談將彼此對對方文化的認識具體化，也更加增進了對對方學識人品的理解。筆談者隨時在比較中日文化的異同，也在表明自身的文化觀。日本人的中國文化觀，中國人的日本文化觀，百年來雖多有變遷，但其中也有一些屬于久遠的議題。筆談開始的是一個文化面對面的時代，那時的話題還有許多沒有完全過時。

筆談不拘場所，私宅、料理店、使館、船中，乃至浴室，隨時展紙?zhí)峁P；話題別無禁忌，上至天文地理、人文歷史、博物醫(yī)學、古典章句，宗教戲曲，下至名山大川、風情民物、時政要聞、民間俗、時髦流行、販夫走卒用語、扇頁題字和漫畫等，臧否人物，品評書畫，說故實，談樂論歌，幾乎無所不包。有些問題，彼此談論得還相當深入。整理這樣一份跨文化的寫本文獻，需要包括歷史和明治時代兩國文化多方面的知識。

筆談較之語談更為簡要。書寫時有插空補字、連筆省形、涂抹污染、殘損斷裂、字跡不易辨認的情況。這些對于解讀來說，都成為困難因素。黃遵憲等人雖然不會說日語，但筆下有時也會跑出幾個漢字寫出來的日語詞。如“油羅須”（よろしい，好）、“劃里”（わるい，壞）。筆誤也常與日語讀音相同或相相關(guān)，如“先制人”寫成“先征人”，蓋因日?“制”“征”讀音相同所致。這些都需要整理者格外留心。實藤惠秀整理本最后就對幾個拿不準的地名和字形加以討論，將釋讀的經(jīng)過娓娓道來，每一字有每一字的解讀故事。初不識“原”為何處，他結(jié)合地理考證，才知道“”乃“?”字草書；“阿玉池”的“阿”字因書寫時墨汁滴落黑成一團而只剩下半邊似是而非的“阝”；因為筆談者將“赤貝”二字寫成合體字“”，再加上寫得潦草而讓人摸不著頭腦；因為將人名“兼吉”省作一字“兼”而很容易誤認作“草”字。劉雨珍《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除對原件中的筆誤多加指出之外，還糾正了《筆談遺稿》的不少釋讀錯誤。

疑難字固然需要精心考釋，有些常見字，稍一疏忽，也會釋讀錯誤。《庚辰筆話》第七卷第四十七話黃遵憲說：“國家承無事，才智之事無所用，故令其讀書，所謂英雄入彀中也。”“入彀中”，或釋為“人彀中”，則意反晦澀。已經(jīng)出版的中文整理本中也還有尚需商榷的釋讀，還有缺字待補的情況。

畫談識趣

筆談紙面之外，還有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信息源，那就是筆談雙方的表情。因為筆談者是一邊觀察著對方的表情，一邊決定下一步要寫的字句的。書寫中隨時涂改，如果感到對方?jīng)]有讀懂自己所寫的內(nèi)容，就會想辦法改進述說的方式。把要說的畫出來，就是其中的一種。

這些筆談資料除了文字之外，還穿插了一定數(shù)量的圖畫。筆談者隨談隨畫，談到什么畫什么，以補充對話交流的不足，給對方更為直觀形象的印象。對話者雖然并非

圖六 書畫一家讓筆談不再沉悶

都是畫家，但漢字書寫培養(yǎng)出來的運筆用墨的技巧和熟練，讓他們可以展現(xiàn)從神話傳說、《莊子?逍遙游》到中國建筑、陳設、用具、人物動作等多方面的信息。這一部分，就像書籍中的插圖，是寫本中不可缺少的，也是展示筆談個性的極好資料。今天的中國人，可以據(jù)此了解當年的實物，也可以借此管窺早已消失的俗。

對于沒有機會跨出國門親聞親見的人們來說，單靠文字帶來的想象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江戶時代隔海的日本人為了在腦海中描繪中國的實物，曾經(jīng)請當時的畫家根據(jù)赴日清朝商人的描述畫圖，《清俗紀聞》就是這樣問世的。旅居北京的留?生青木正兒，也曾請民國的畫家用筆畫出北正在消失的民俗，編為《北京圖譜》一書。如果將筆談中分散在各處的圖畫集中在一起，也可以看到當時文人觀察與把握生活的一種態(tài)度。

畫談是筆談的小配角。筆談者非刻意作畫，往往信手揮毫，寥寥幾筆，意到為止，有時卻頗為傳神，令觀者陡生聯(lián)想。筆談者中與幾位很有漫畫天才，幾筆勾出的人物神形兼?zhèn)洹Ｆ渲羞�有一位是赴日畫家羅源。《羅源帖》中的畫，很可能受到當時日本漫畫的影響。作為美術(shù)史料，也有值得注意之處。如果在文字整理時略去這些部分，實在可惜，所以實藤惠秀整理本多處附上了這樣的畫。

詩談逆志

寫之不足，不覺畫之涂之；畫之不足，不覺吟之誦之。詩歌唱和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交談，而且是最文藝的交談；而批改詩文，則可以看成是批改者與原作者的對話。《文書》筆談中的詩歌，猶如野花散亂于草叢，而第八冊《書畫筆話》更多為詩作，分書畫筵、茶宴、贈友、贈美、課題、偶吟等，大河內(nèi)輝聲將其命名為“筆話”，可謂名副其實。

原作上的朱筆批改清晰呈現(xiàn)，詩文交流的細節(jié)由此一覽無余。《偶吟》有一篇題作《史館夜翻古書，與僚屬校讎，即作，伏乞郢改，仍用史館僚屬鈴木成章韻》的詩，是大河內(nèi)輝聲所作，請旅日文人王治本批改的。原詩用墨筆寫成：

連榻兩行燦燭花，校讎名籍賴名家。莫為散佚亡三篋，應使整頓滿五車。玉軸頻陳香木架，縹囊高曝竹竿叉。蘭臺日沒倦吟讀，好扇小爐烹苦茶。（又字韻未穩(wěn)，然韻太狹，亦無典可用也。）

聲和稿

古書史館中，多散佚。蓋保守之吏漸懈；編修之士不慎，把古書片片易毀拆者，而為涂鴉之看，仆蒙圖書局也。長官即僚屬，緩退官而勉為之，所以又此作也。

有朱筆在原詩上做了修改，現(xiàn)將修改后的詩歌抄錄在下面：

檢點云篇燦燭花，此書原是屬官家。半殘半闕遺三篋，且閱且披滿五車。玉軸頻陳香木架，縹囊高曝竹竿叉。蘭臺日落吟情倦，聊撥紅爐烹澗茶。

同時，王治本還將跋中的“蒙”字，改作“被擢”。由此可以知道，大河內(nèi)輝聲1881年始任職修史館，這是他任上所作。當時古書散佚嚴重，館員松懈，編修之士亦不精心，書多損壞。這里所說的古書，當有很大一部分屬于漢籍。詩吐露出他對此的憂慮，也描繪了他夜晚翻閱古書的心境。對比一下原作與批改后的文字，文字上固然更好些，但原作中希望依靠專家整頓現(xiàn)狀的心情表達得更為明白：“莫為散佚亡三篋，應使整頓滿五車。”有了這一句，表明后面描寫的夜讀，是與整頓修史館的心愿相聯(lián)系的。遺憾的是，寫出這首詩的第二年，大河內(nèi)輝聲就因患哮喘病去世，對整頓修史館之事也就無能為力了。

詩詞切磋，也并非中國文人的“單向給予”，黃遵憲等人也曾向日本友人請教。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完成后，曾請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龜谷省軒、岡千仞等為其修改；他在撰寫《日本國志》的過程中，也曾得到這些友人提供的資料。這些在筆談中都有所體現(xiàn)。

面對這樣的情況，一般整理后的本子，校記中會說明原作和修改的情況，這遠不如看到寫本原件更為直觀生動。王治本邊讀邊改，用字右側(cè)紅圈斷句，字左下側(cè)紅圈表刪除，而將所改之字朱筆書于字右側(cè)。原件中的字形、用筆不同力度、字形、涂抹、圈批，甚至可以推測批改者思索的軌跡。閱讀原件，即便是影印，也有與閱讀整理本完全不同的樂趣。

中日韓詩文交流源遠流長，以詩會友，早有傳統(tǒng)，其中亦有關(guān)乎外交者。日本學者村井章彥曾撰《東亞往還 漢詩與外交》一書，梳理其事，而融書法、文學、繪畫一體之現(xiàn)場感十足的資料，迄今為止，莫如此《文書》。此《文書》全部在華影印出版，讓我們結(jié)識的中日文人，多達兩位數(shù)，而其中讓我們印象最深的，當是黃遵憲、何如璋、大河內(nèi)輝聲這些在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印跡的人。這些筆談就是他們向未來發(fā)出的不會消逝的聲音。

或許有人會想到，大河內(nèi)輝聲費心費力保存下來的不過是幾個文人個體的筆談經(jīng)歷，到底有多大價值？這不能不說到寫本學與傳統(tǒng)的版本文獻研究的不同。寫本學研究的就是寫本的“個體”，它肯定每一個作為歷史遺存的“這一個”“這一件”寫本在某一時點、某一傳播環(huán)節(jié)的特有作用，這種作用是不以版本的存在而化為烏有的。群體往往是由一些看起來細微的鮮活個體結(jié)成的，“這一個”“這一件”的個性特點和獨有魅力正是寫本研究的立足點。誠然，每一寫本、每一個體都不“等值”，但關(guān)注它們，分析它們，就能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文化面孔，而不是被條條化剪裁過的描述。

個體的精彩也是歷史的風景。實藤惠秀在《大河內(nèi)文書》付梓前，在扉頁上寫道：“這是明治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不斷進行筆談的珍貴記錄。論文、作詩、問俗、話風流，這是中國崇拜的最后寫照，蘊含著日中友好的諸多問題。”當時正處于日本文化潮大拐彎前夕，文人在這種朋友間面對面的筆談時，往往道出很多不見于公開場合的個人見解，如對于漢學的價值、日本漢學功過和命運、對于當時人物、作品的評價等，這些對于黃遵憲等人的影響，就值得具體探討。所以研究黃遵憲以及當時中日之間的外交史、文化交流史，具有唯一性的這些材料，可以說是無可再生的。

文化交流需要熠熠閃光的小個體，需要熱心腸。大河內(nèi)輝聲等人不以語言不通為意，熱衷于與清國外交官與文人以筆代口筆談、并精心整理與保存，算得上超熱心了，而在此后首先在日本整理出版的實藤惠秀，以及一直致力于將其傳往中國的鄭子瑜、汪向榮、王唯、劉雨珍、王寶、王勇等結(jié)成的“接力隊”，也都是熱心腸。今天有了精美的影印本，又是一場新接力的開始。筆談中的文字、圖畫和詩歌，都可以稱為筆談寫本研究的課題。這些研究很可能給傳統(tǒng)的文獻整理帶來很多新東西。

學術(shù)發(fā)展與文化交流一樣的地方，那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跑完全程。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