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懈怠、不思進取,不想擔當作為
1、有等靠。對中央、省委重大決策部署缺乏深入研究思考,懶惰,態度消極,行動遲緩;貫徹上級部署要求照搬照抄,不結合實際,不深入了解情況,不研究具體落實措施,上下一般粗,大而化之、沒有實效;對上級安排的任務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對承擔的工作能拖則拖,不推不動、撥一撥轉一轉。有的對一些已經明確要求推進的重點工作,等文件、會議紀要;有了文件、會議紀要,還要等上級調度,等兄弟市縣單位先行、出經驗。
2、有守攤。工作標準不高,滿足于一般化,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工作推擁。有的小富即安、小成即滿,取得一點成績就津津樂道,看不到與先進地區、先進單位的差距,看不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自我感覺良好,裹足不前。有的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崗位上無所作為,混天數熬日頭,面對先進無動于衷,任憑外邊發展突飛猛進也能保持“淡定”,工作多年面貌依舊。
3、有享受。有的心思不在工作上,想的是如何享受生活、吃好玩好,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出工不出力,人在心已散。特別是一些接退休年齡的干部,自我感覺付出了這么多年的心血汗水,該“喘口氣、歇歇腳”了,追求安逸舒適,做事打不起精氣神,進取精神消退。有的工作拈輕怕重,不愿吃苦受累,有的不愿分管安全生產、計劃生育、信訪穩定等方面的工作;有的對長期積累和歷史遺留的問題,不愿“理舊賬”,靠時間消化矛盾;還有的部門“一把手”,主動請調到二線崗位,不想沖在一線,只求清閑一點。
4、有旁觀。有的慣當“二傳手”、“甩手掌柜”,不愿親力親為,層層批辦轉辦,誰也沒有靠上抓落實,最后工作落了空。有的喜歡指手畫腳、評頭論足,只當評論員,不當戰斗員,自己啥事也不干。基層反映,有的干部“只在岸上空喊號子,不到水中用力劃船”。
5、有功利。沒有利益好處的事,不愿干、往外推。特別是面對嚴格的紀律約束,一些潛規則被打破,一些利益鏈條被斬斷,有些部門和干部覺得無利可圖,辦事慢騰騰,消極怠工。有的對上級部署要求,根據部門和個人利益進行“取舍裁剪”,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推托或變通。有的成天自我設計、斤斤計較,過于看重個人待遇,覺得現在晉升空間小了、福利少了,就感到沒干頭、沒盼頭,工作熱情減退甚至撂挑子。
6、有本位。有的推進改革不積極,不愿下放權力。對簡政放權,明放暗不放,形放實不放,依然用行政的“手”干預市場的“手”,面對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如同套上了緊箍咒,渾身不自在。有的部門表面上審批“瘦身”,實際上中介“增肥”,把下放權力搞成“移花接木”。有的對需多個單位協作完成的工作,不愿主動參與、不愿牽頭。有的大局觀念、合作意識不強,對職責邊界上的事推諉扯皮、互踢皮球,對全局性、整體性任務不愿出面、不愿多做,能推則推,能躲就躲。
二、心存顧慮,畏首畏尾,不敢擔當作為
1、怕決策失誤,不敢大膽拍板。有的該決策的不決策,該拍板的不拍板,過度謹慎,工作節奏慢了下來。有的對一些過去正常辦理的事項,怕出問題、不敢辦,凡事層層請示匯報,讓領導簽字,一直要到主要負責同志那里才能定。一些領導干部對本來自己能夠單獨拍板的事,非要召開會議研究研究,看似作風民主、決策民主,實際目的是有責任大家共同承擔。
2、怕有風險,不敢創新突破。有的面對改革發展任務,不敢啃“硬骨頭”,缺乏攻堅克難的志氣、敢闖敢試的銳氣、大膽負責的勇氣,沒有先例的事不敢干,不敢越“雷池”半步,缺少大刀闊斧、奮力開拓的精神頭。有的面對困難和矛盾,瞻前顧后,患得患失,凡事先想退路,只求自身安全,不想事業推進。
3、怕干得多出錯多,不敢主動干事。有的害怕“挑水多、罐子摔得多”,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了不出事、寧可不干事”。有的面對現實問題,存在擔心干多了出現新矛盾的心理,故意視而不見,聽之任之。有的對項目建設中涉及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問題,擔心出亂子,不敢下決心推,導致一些已經具備條件的項目遲遲沒有進展或進展緩慢。
4、怕惹麻煩,不敢直面群眾。有的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或信訪,心存顧忌,擔心一旦接手脫不了身,不表明態度、不正面回應、不積極解決。一些同志談到,有些信訪問題本來并不復雜,就是由于回避矛盾、躲避群眾,錯失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5、怕得罪人,不敢堅持原則。有的奉行“干不成事不要緊、至少別得罪人”的,愛惜羽毛,明哲保身。有的擔心如果凡事真抓真管,動了別人的“奶酪”,損害個別人的利益,將來會丟選票,選擇了“低調行事”。有的明知干部有問題也不敢開展批評,想的是如何捂著蓋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6、怕炒作曝光,不敢“出頭露面”。有的干部被媒體不斷爆料的現象嚇怕了,不慣在媒體關注和公眾監督下開展工作,不善于應對媒體、處置焦點問題。一些干部擔心被媒體炒作成熱點,擔心被人盯上、被翻舊賬,引出其他問題。還有的干部與企業老板打交道時心存顧慮,怕被說成傍大款,招來閑話說不清,對個人影響不好,不再去主動服務了。
7、怕擔責任,工作推諉扯皮。有些窗口單位和服務行業的干部,以沒有明文規定為借口,該辦的事不辦或慢辦,該落實的5
打折扣。有的部門在辦理項目審批時,害怕承擔第一個蓋章的責任,幾個部門的審批事項互為前置,凡事都要領導出面協調。
三、能力不足,辦法不多,不會擔當作為
1、對中央精神和上級重大決策部署學習不主動、不深入,看不到新常態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不能正確判斷分析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階段性現象,對深化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等方面的新政策新要求,特別是對當前應對經濟下行的政策研究不夠、理解不深,導致工作深不下去、打不開局面。有的認為不唯GDP就是不要GDP,強調發展質量就不能要求發展速度,產生了“應當慢慢來、不用著急”的片面認識。
2、觀念轉變不及時,存在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慣于憑經驗、憑老辦法看問題、辦事情,面對新常態、新要求,感覺這也不舒服、那也不得勁,面對困難束手無策。有的同志談到,以往各地為了加快發展,在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中,實行稅收、非稅收入和財政收入支出優惠及考核中進行物質獎勵等政策,增強吸引力、調動積極性,現在都不允許了,許多干部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干了。
3、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知識儲備不足。有的簡單把工作推進慢、任務不落實,歸咎于政策調整、體制機制等外部因素,不能從自身找原因;有的學習憑個人興趣,對工作相關的新知識、新業務學習上沒有積極性。比如,有的對新產業新業態不熟悉、不了解,跟進學習不及時,有的對金融、信息產業、現代物流等方面知識不足,有的對培植創新創業、互聯網經濟、智能制造等思路視野不寬,指導工作時出現了“本領恐慌”、“能力危機”。
一、政治上不夠堅強的具體表現
一是對當前新疆處于暴力恐怖活動的活躍期、反分裂斗爭的激烈期、干預治療的“陣痛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嚴峻形勢理解不深,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不強。總認為我縣地處北疆,漢族人口居多,沒有非法宗教活動滋生的土壤和環境,存在麻痹松懈和僥幸心理,維穩工作常態化的要求和措施落實不到位,把同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做堅決斗爭作為對所有黨員干部正風肅紀的第一要求上做的不夠。特別是在干部的選拔任用中,嚴格政治標準,突出政治堅強的考察和考核做得不到位,在反對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動、反恐維穩工作中,對黨員干部違反政治紀律問題的監督考察力度不夠,在引導、激勵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充分發揮維護穩定和反恐維穩的作用方面辦法不多、監督不到位。二是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理解不深、不透。研究民族問題的主動性、系統性還不夠,對宗教活動和非法宗教活動、民族風俗慣的界限把握不準,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問題。在引導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宗教人士、信教群眾上抓的不實,辦法不多,僅限于一般性的要求,沒有具體的考核措施。自己也是了解不深,不敢與宗教人士深談,把握不準怕談錯。三是在維護中央和上級黨委權威方面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做的不夠,機遇意識、責任意識還不夠強。對上級精神缺乏深入的理解研究,傳達上級黨委精神不及時、不到位,影響了一些政策措施在基層的落實,特別在落實自治區黨委“三個不吃虧”的用人導向上,沒有達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干部推薦過程中還有論資排輩、以票取人的現象。
政治堅強方面需要說明的幾個具體問題:本人和親屬都不信宗教,也未存在熱衷算命、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親屬及本單位身邊人員,沒有外出參加朝覲的情況,父母、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也沒有參與各類地下教(學)經、修道班、神學班等活動,沒有發現有編造、散播謠言、虛假信息或者其他對社會有害信息的行為。
二、“四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形式主義方面。一是政績觀有偏差。工作有時候急于求成,注重轟動效應和吸引領導的眼球,在基層陣地建設上,重建設、輕管理,只顧眼前出成績,不考慮村里負債的化解和陣地的使用率。我曾要求每個鄉鎮都要集中打造三四個600方米以上的陣地建設亮點村,每個村花費都在80萬元以上,可建好后使用率低,作用沒有很好發揮,村里還背負了幾十萬的債務,這也是我功利心在作怪。二是理論學習不深入。擠時間學和堅持學的自覺性、主動性不強。慣于將理論學習視為讀文件、翻報紙、寫體會、搞座談等,形式上很豐富,實際效果不明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不深,不能辯證的思考和解決問題。有時候滿足于從推動工作的角度實用性地學習,由于自己多年從事人事工作,經濟領域、農業生產等方面知識缺乏,總覺得組織部長抓黨建、選干部、配班子是本職,其他和自己關系不大,有不愿學、不想學的。三是深入基層,解決實際問題不夠。到縣上工作快2年了,全縣51個村,去過的還不到40個。即使下去也是走馬觀花轉一圈,深入農村解決實際問題少。分管的“訪惠聚”工作由于深入不夠,管理不到位,工作進展不衡,有的工作組住村不謀事,組員出現脫崗、混日子的現象,影響了整體工作成效。四是抓工作不深入不扎實。對于上級安排的工作,慣于照抄照搬,缺乏細化、實化、本地化的辦法和措施。特別是完善基層干部拴心留人保障機制的研究、上劃的鄉鎮站所人員管理方面不能結合實際提出相應的措施和辦法,致使鎮、村干部不能安心扎根基層、走讀現象突出,人員與事務管理不相匹配,基層人員少、任務重的現象又有升級。這也是我謀事不實的表現。
(二)官僚主義方面。一是擔當和責任意識不強。工作中不敢擔當、不愿負責,有時回避一些矛盾和問題,尤其在管理干部上,缺乏有效地干部管理約束機制,不能做到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對個別班子和干部存在的小問題視而不見,該提醒的沒提醒,該談心的沒談心。由于黨員干部教育管理不嚴,出現鎮、村干部套取惠農補貼,侵占群眾利益的現象,嚴重傷害了群眾感情。二是密切聯系群眾不到位,有官本位。對班子和干部情況掌握不夠深,很少主動了解黨員干部動態和意愿,特別是對鄉鎮的一些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了解不深,關心不夠,到現在還有個別科級干部叫不上名字。關心群眾疾苦不夠,我們學習的“阿同汗”王桂珍老人,她的女兒女婿因病無法工作,至今享受低保。她也是用撿破爛的微薄收入,二十八年如一日幫助周邊需要幫助的人。她的事跡我們宣傳了多年,但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她的家庭實際情況,這也說明我對模范黨員關心不夠,了解不多,沒有像焦裕祿那樣把群眾當親人,公仆情懷不深。三是解決實際問題能力不強。由于基層經驗缺乏,在處理解決農村基層組織出現的一些問題上感覺束手無策,存在畏難情緒,特別是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缺乏針對性、指導性強的措施,農村普遍存在后繼乏人現象,個別村幾年選不上合適的黨支部書記,只能靠外派和掛職解決,村集體經濟薄弱,致使基層黨組織服務群眾、化解糾紛的能力得不到提高,農村的一些矛盾、糾紛不能在一線得到解決,導致小事拖大、越級上訪的事件逐年增多,這些問題的出現也說明我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不強,攻堅克難的信心不足。
(三)享樂主義方面。一是工作創新不足。對照焦裕祿精神“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審視自己在工作中總是以前怎么干就怎么干,別人怎么干就怎么干,指導推進工作的創新意識不強、辦法不多。按照“五好”標準選拔干部方面研究不深不透,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停留在感性階段,定性考察,滿足于“眼睛看、耳朵聽,干部評”,不能結合實際提出合理的考評辦法和措施,存在考核失真、評價失準的現象,不但在干部的推薦上會出現偏差,對干部作風的轉變和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影響。二是安逸嚴重。安于現狀,得過且過,工作不忙的時候,想的更多的是和朋友聊聊天、讓自己補補覺,全身心撲在工作上的時間和精力相對減少,“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缺乏。到了周五就想盡快回到昌吉和家人團圓,和朋友聚會,有時縣委安排周六、周日加班、開會和調研,心里還是有抵觸情緒。對比焦裕祿“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精神,自己在奮斗精神上明顯不足。三是有貪圖享受現象。工作中講奉獻的精神少了、求回報的多了,處事中講人情關系多了,生活中追求節儉的少了。存在考慮到現在物質生活豐富了,沒有必要像以前那樣“縫縫補補又三年”了,自己吃好點穿好點都是正常的錯誤。工作和生活中還有講面子、講排場、攀比的現象。
(四)奢靡之風方面。一是公務消費有違規現象。在一些公務接待中,有接待超標、鋪張浪費的現象,尤其在接待疆外的客人時存在“接待不上水果、不放酸奶、不送本地土特產,不夠熱情,不能盡地主之誼”的狹隘。雖然八項規定出臺了,但個別時候還抱僥幸心理,有在農家樂超標接待的情況。二是廉潔自律做的不到位。工作用車變成了自己的專車,自己不用時別人也不能用,有時公車私用,送孩子辦私事。還有讓辦公室人員打掃宿舍衛生的情況。逢年過節有贈送和接受土特產現象。有時礙于情面,主動或被動參與宴請,吃了一些“人情飯”,這些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做到嚴以律己、嚴以修身。三是艱苦樸素的意識有所淡化。對分管部門單位和部門在勤儉辦會、按標準接待以及經費管理等方面監督、管理不到位,有超標準接待、鋪張浪費的現象。
一、敢于擔當的現實針對性
中國共產黨是敢于擔當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敢于擔當是幾代中國共產黨員人的政治本色,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無數優秀共產黨員在不同崗位上展現了敢于擔當的寶貴品格,他們已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豐碑”。現在,我黨絕大多數干部依然保持著黨的這一優良作風和優秀品格,但也有不少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不敢擔當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干部的履職,影響了黨的事業的發展,具體主要表現在:
一是不講是非,只講世故。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和所謂的“潛規則”,不講原則、不顧真理,只講關系,只看領導怎么說,只聽他人怎么講,或看書面材料怎么寫,就是不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唯恐得罪領導得罪他人,明哲保身,置危害黨的事業、損害群眾利益于不顧。其根本在于把個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自私自利,損人利己。
二是不講有為,只求無過。在其位不謀其政,遇到矛盾繞著走,遇到群眾訴求躲著行,推諉扯皮、敷衍塞責,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擔心做不好事受領導責怪,出現失誤得到批評處罰,影響前程,甚至丟官罷職。假深悟“真道”之名,行庸政懶政之實。
三是不講批評,只講和氣。慣于當老好人、講一團和氣,對問題不敢說不敢講。有的當面不說、背后說,時不說、關鍵時候亂說。對同志不關心、不愛護、不幫助,內心陰暗,看不得他人進步,喜歡竊喜他人的犯錯,希望自己能從他人的錯誤中得到一些進步的機會。犧牲他人,保全自己。
四是不講擔當,只圖諉過。做事怕擔責任,患得患失,沒有吃苦精神和迎難而上的意愿。攬功諉過,事情做得好了,都是自己考慮周全、安排得當,對領導的表揚、同事的稱贊默然接受,全然不顧他人的感受,做得不好都是他人重視不夠、操作不力,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他人身上,把自己置身之外,似乎與自己毫無關系,毫無責任感。
這些現象的存在極大地弱化了干部的責任意識、危機意識、進取意識,直接影響了干部隊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如果該干的事不干、該負的責不負,遇到困難繞道走、碰到矛盾踢皮球、面對歪風往后退,就會錯失機遇、貽誤事業、帶壞風氣、影響發展。針對這些現象和問題,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對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提出了要敢于擔當的要求。這是時代對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是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偉大事業順利進行和“兩個百年”目標順利實現的必要舉措。黨員干部應自覺把敢于擔當作為自身追求的基本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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