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有一張傳世照片。照片里，他著西服領帶，戴著圓框眼鏡，下巴微微揚起，眼神帶有一絲輕蔑。任何凝視這張照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咄咄逼人的氣勢。

這股霸氣，自“五四旗手”黃袍加身那一刻，便已天成。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聲名鵲起，憑的是那份《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宣言短短180字，氣勢恢宏，結尾兩句“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更是傳世。倘胸中無熱血洶涌，焉能寫出如此磅礴名句？更不用說他和另一位旗手傅斯年，是惺惺相惜

的摯友。傅斯年何等火爆脾氣？動不動就把宋家、孔家一幫皇親國戚罵得狗血噴頭，人送雅號“傅大炮”。人以群分，羅家倫如何評價傅斯年？“在朋友中，我與傅孟真最親切！”

羅家倫的霸氣，在他1928年執掌清華時更表露無遺。他原本已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卻經蔡元培舉薦轉任清華校長。赴任前他與清華學生代表交心，道“來辦清華，本系犧牲個人之政治地位，自當以全副精神辦理清華”。他不過是個31歲的菜鳥，一到清華，就對一幫老頭子痛下殺手。清華原有職員95人，被羅攆走23人；教員55人，竟有37人慘遭解聘，續聘者不過區區18人。

羅家倫攆人，是因那時清華教學水整體庸，他鐵心要把一流師資搞進清華，不惜開罪一群庸之輩。此后，他以大手筆延攬數十位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歷史學家蔣廷黻，政治學家張奚若、蕭公權，哲學家馮友蘭，文學家朱自清，化學家張子高，地質學家翁文灝，數學家華羅庚等，均在此期間納入清華麾下。尤其是蔣廷黻，身為南開大學歷史學的臺柱子，莫說自己本無去意，南開掌門人張伯苓也不肯放人。羅家倫不講客套，單刀直入直奔蔣家，說：“蔣先生若是不肯去清華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廳中不走了！”蔣廷黻無可招架，只好點頭。

然而倘若你覺得羅家倫只是一介莽夫，那就錯了。他心思縝密，畢業后又在北伐軍中浸淫，深諳政治游戲規則。他對清華的改造，遠非聘請良師那么簡單。他真正的目標，是要理順清華體制。那時的清華，規模不大，居然有三個管家：外交部、教育部、清華董事會，時稱“一國三公”，學校辦學左右掣肘，長期游離于全國高校體系之外不說，還被外交部安插大量人浮于事的職員。尤其是由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成立的清華基金，更是各方眼中的肥肉。

羅家倫盯準時弊，決心一舉破題。1929年4月，清華董事會否決羅家倫提交的學校發展規劃和預算，深得蔡元培真傳的羅家倫依樣畫葫蘆，學蔡公辭職要挾，就此拉開羅氏在清華最精彩一役的大幕。他先是在各大報刊上公開辭呈，披露清華基金的查賬結果，其舞弊、貪污情況，引起朝野震驚。然后他又掐準在清華基金問題上，政府最忌憚的是美國人，便直接向美國駐華公使通報基金實情，提議該基金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主權屬于清華，支配權歸屬教育部，獲得美國公使同意，終使清華基金擺脫各方覬覦局面，可以專事服務辦學。

而在爭取清華擺脫外交部、專轄教育部一事上，羅家倫更是表現出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如在行政院會議上討論此事，教育、外交兩部部長均會出席，雙方難免一團和氣維持現狀。他索性繞過行政院，直接將此事提請兩部部長均不夠格參加的國務會議，并事先征得蔣介石、譚組庵、孫科三位要員同意，最終，清華專轄教育部的議案一舉通過。清華辦學體制，自此完全理順。

甩掉一身負擔的清華，開始全速奔跑。短短一年，清華連增生物館、圖書館、氣象臺、學生宿舍數大建筑，教授前已敘及，課程數目也大幅增加。羅家倫對此也是志得意滿，后來談及這段歷史，他自評甚高：“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就決不這樣做。但我不知道什么顧忌，人家對我的仇恨我不管，我為的是清華的前途，學術的前途。”后來多種復雜因素下，羅家倫被清華師生攆走，沒落下什么好名聲，但也有聲音為羅家倫叫屈，“梅貽琦何以能提出‘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那是因為羅家倫把大樓都修好，他不用操這個心了！”

1932年，羅家倫再次臨危受命，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當時中國國難當頭，亡國滅種已在眼前。羅家倫認為，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對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和使命，需要“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于民族的使命”。他把自己的硬漢風格注入中央大學，以“誠、樸、雄、偉”四字引領中央大學新學風，尤其是“雄、偉”二字，要一掃民族柔弱萎靡之風，塑造學生的浩然之氣。在他治下，1932年還面臨被當局勒令解散局面的中央大學，到抗戰初期，已成為全國高校無可爭議的龍頭老大。1938年的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居然有三分之二的考生把中央大學填作第一志愿，足見中央大學聲譽之隆。

抗戰的烽火，更為羅家倫的校長生涯增添一抹悲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南京岌岌可危，為了延續中國文脈，保留讀書的種子，他立即組織中央大學有計劃地西遷重慶。中央大學全體師生、眷屬，及全部教學科研設備，用船載運，溯江抵達重慶。遷徙到重慶的中央大學，經常遭到敵機的轟炸，在這種不利的辦學環境里，羅家倫豪情不減：“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在他的眼里，環境不論怎樣惡劣，教育是不能停止的，這同樣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存亡。

只可惜，羅家倫因霸氣成名，也因霸氣所累，得罪人太多。此外，他與國民黨高層交往甚密，這樣的背景也讓他難以擺脫黨派斗爭的牽累。多方因素下，盡管他為清華、中央大學兩校貢獻甚巨，但結局都顯凄涼。他視傅斯年為摯友，但傅斯年越老越妖，他的人生卻是一條緩緩的下坡路，五十歲后即泯然眾人矣。然而，為中國留下《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他，注定不會被歷史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