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北京市教委公布的《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實施意見》要求，各區、各中小學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依法依規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建立健全應對突發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意見”中還提到，將采取多種措施強調教育懲戒威懾作用。這一關于“教育懲戒”的提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為什么需要教育懲戒權

去年4月，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所中學的課堂上，有學生拒交試卷，不僅“出口成臟”還拿板凳砸老師。
此事發生之后，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教育體育局教研員王維審數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當教育只剩下縱容》，在微信朋友圈走紅，被頻繁轉發。
王維審在文中寫道:“遠古有記載:舜耕地，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責牛。牛不走道，舜為什么要鞭己不責牛？這說明了什么？我們應該怎么理解他當時的心情？很多人根據現代人的觀念這樣解釋:牛不走正確的路，是因為人沒有引導好，牛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不應該責罰牛，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并更進一步強加給現代的教育，以此來要求老師們仿效古人，對那些問題學生要反思自己，絕對不能把責任放在學生身上……當錯在學生、老師連生命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這些一味指責教育者的專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將會培養出怎樣的學生？這種宗教信徒式的寬容、忍辱負重難道就是教育的底線嗎？”
為什么需要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教育懲戒權會產生哪些作用？
王維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了記者的問題。
“我剛剛做班主任不久，班里的一個孩子偷拿了家里的50元錢，被家長追到學校里打。在追問之下，孩子說出了事情的原委，原來他是被人敲詐了，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帶著一伙人要他交50元保護費，否則就會被處置。這個孩子說，他們一伙人經常問別的同學要錢，不給的話就會被群毆，所以他只好偷家里的錢交了保護費。”王維審說。
于是，王維審和學生家長找到了那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這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找到了學生及其父母。這名高年級學生并不否認，但他與父母都拒不還錢。后來學校出面處理，也無具體辦法可以解決。
“我班的學生家長一怒之下報警，派出所工作人員解釋說，那名高年級學生還是未成年人，敲詐數額也不大，教育了一通便讓他的父母領回。從此，未受到任何懲罰的那名高年級學生更加有恃無恐，頻頻敲詐低年級的同學。事情的結局是，在19歲那年，那名學生因為攔路搶劫致人死亡被判死刑。”王維審說。
此后，每當人們在討論教育要不要有懲戒權時，王維審就會想起這件事。
“在大多數時候，人們會認為教師需要懲戒權，需要一把維護教育進行下去的尚方寶劍。其實，我倒是認為，教育的懲戒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而是學生需要。換句話說，懲戒權并不是給了教師什么權力，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倘若，教師和學校(或者說教育)有一套完善的、針對問題學生的懲戒措施，那么高年級學生很可能就會在第一次敲詐同學時被及時處置，也有可能就會改掉身上的惡。那么，19歲的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用適合孩子的懲戒、懲罰矯治孩子的錯誤，總比等到犯罪了搞個嚴重的秋后算總賬要好。”王維審說。
懲戒程度應有明確界定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曾在多個場合談及教育懲戒權。
“嚴格地說，教師的懲戒權不是誰賦予的，而是教師這個工作所必需的。從古代開始，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教師，都擁有懲戒權力，否則，教師無法完成本職工作。有人認為教師的懲戒權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者學校賦予的，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儲朝暉說。
儲朝暉認為，正是由于上述錯誤觀念的存在，導致一些教師放棄了懲戒權，甚至放棄了自身的責任，進而在教學實踐中造成很多問題。有的學生因此沒有受到合適的教育，對學生自身也形成傷害。
關于教育懲戒權，儲朝暉打了一個比喻，“就好比車輛的剎車一樣。懲戒權是對學生的一種控制，當學生不能自我控制時，教師通過懲戒用外力來控制學生。如果沒有剎車，就不知道車會開到什么地方去，速度、方向都無法控制”。
在校園欺凌事件不時出現的當下，關于教育懲戒權的討論可謂是一浪高過一浪。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制度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舒曾提出，年有一些教師體罰學生的報道見諸報端，體罰當然不好，但是過度渲染，讓老師對學生完全不敢教育，孩子一點兒挫折都不能承受，這同樣是教育的失敗。如今，學校中的“熊孩子”“小霸王”越來越多，陳舒認為，要賦予教師更多教育孩子的權力。
過去人們關注教師體罰較多，那么，教育懲戒權應該如何實施？
“當學生行為違反教育規范時，教師首先應該提出警示，如果多次警示還不改，就要實施懲罰，確保讓學生行為回歸正常狀態。”儲朝暉說，“關于教師如何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并沒有標準答案。不同的老師行使懲戒權的過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年輕的老師，在行使懲戒權時會更加謹慎、小心，如果是經驗豐富的老師，行使懲戒權就不同于年輕教師。不同的學生也不一樣。個性不一樣的學生，或者因為不同原因違反教育規范的學生，對其行使懲戒權的過程都是不一樣的。”
儲朝暉認為，如何行使懲戒權是一門教育的藝術，主要是看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互動狀況，以確保有效對學生發揮作用。
王維審認為，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絕對不是一句“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就可以解決的。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度”的問題，什么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么程度的懲戒，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在懲戒權的行使上也有一個“度”的問題，什么程度的錯誤要有誰來執行懲戒，是教師學校還是專門的社會機構，都應該劃分清楚。
學校在這方面也可以出臺一些規定。
“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無權勸退，高中階段有勸退規定。”王維審說。
高考知識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對學生實行批評、懲戒教育，學校的校規，包括懲戒規定，需要在聽取全體教師、學生、學生家長意見基礎上民主決策，校規不能僅由學校行政領導制訂，更不能與上位法抵觸。合法校規的制訂，需要學校依法治校，并擁有依法治校的綱領性文件??學校章程。教育部已經要求各中小學制訂章程，做到一校一章程。章程是明確界定學校辦學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社會機構權責的法律文件。目前，我國各中小學都在進行章程制訂，但有很多學校并沒有真正把章程當回事，還是把章程作為校內行政性文件加以應付。學校應該結合章程的制訂，明晰教師和學生的權責。
儲朝暉認為，學校在實行勸退等懲罰措施時，對違反校規的學生要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懲罰。“如果是多次發生，就要給予懲罰，如果是剛剛發生或者偶爾發生，還是應該以批評教育為主”。
行使懲戒權須有合法程序
2009年，在教育部頒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中，專門設立了條款提出，“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力”。
對于“適當方式”“批評教育”以及后續手段等，上述規定未作具體說明。
“還是有很多班主任不愿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是適當方式，擔心萬一不適當而給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熊丙奇說。
儲朝暉認為，教育懲戒權是一把懸著的劍。只要懸起來，就相當于在使用，并不一定要用劍去刺傷某個學生。不能把懲戒權的使用理解為只有當其刺傷某個學生時才算是使用了。在教育實踐中普及懲戒權，讓教師能夠自主使用懲戒權，這就是在使用懲戒權。
“教育行政部門也應該從一些教育領域適當退出，讓教師能夠正常行使懲戒權力。”儲朝暉說。
熊丙奇認為，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以及處分，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當前，我國中小學批評、懲戒、處分學生，有很多就由當事班主任、老師直接作出，這貌似十分直接、快速，可是缺乏程序正義，把屬于學校公共事務的批評、懲戒和處分，演變為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恩怨，直接導致被批評、懲戒、處分的學生及學生家長把矛頭對準教師，制造師生間的沖突。
“合法的程序，應當是把學生的違規、不良行為(包括遲到、曠課、不遵守課堂紀律、欺凌同學等)，上報給由政府教育部門官員、學校領導、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會專業人士代表共同組成的學生事務中心，由學生事務中心啟動對學生行為的調查，包括聽取被懲戒學生的辯護，根據調查結果作出懲戒決定，把懲戒決定告訴學生及學生家長，學生及學生家長可提起申訴，學校學生事務中心成立申訴委員會或仲裁委員會再進行調查、舉行聽證會，根據新的調查結果作出新的決定。這一程序和機制，充分保護學生的權利，也讓批評、懲戒真正起到對學生進行規則、法治教育的作用。”熊丙奇說。
“從立法的角度來說，我認為不是賦予教師懲戒權，而是賦予教育懲戒權，教師只不過是一個執行主體而已。”王維審說。
儲朝暉認為，從立法層面來說，教師法中應該包含教師在必要時候行使懲戒權的條文，但是目前教師法中還沒有相關規定。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專業的領域，其他法律中不容易涉及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