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浙江思路”

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今年該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其中提出“生產總值增長7%-7.5%，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的同時，也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各項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列入其中。

李強表示，做好工作，浙江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強化驅動創新、打好轉型升級組合拳、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質量發展效益，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具體工作中，堅持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他指出，浙江將加快“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相關改革，建立健全優勝劣汰機制，對“僵尸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債務重組乃至破產清算實現市場出清，繼續關停落后產能、整治“低小散”。同時浙江將制定實施企業減負三年行動計劃，切實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

在房地產領域，浙江則提出健全房地產業健康發展機制，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發揮市場機制在化解房地產庫存中的基礎性作用。

李強介紹，浙江在也要深入推進“四換三名”，制定實施工業機器人行動計劃、“浙江制造”行動計劃、小微企業成長計劃等，新增1萬臺工業機器人，制定實施100個“浙江制造”標準等，以加快現有產業、企業動力修復。

同時，浙江還將推進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保持有效投資力度，更加注重結構優化，啟動一批大項目。穩步提高浙江出口的市場份額，做好擴大進口工作。也將大力培育信息、健康、養老、文化、旅游等新的消費熱點，促進電子商務持續健康發展，形成消費和供給良性互動、需求升級和產業升級協同共進的格局。

在產業結構方面，李強表示：“十三五”時期浙江要加快建立現代產業體系。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信息、環保、金融等七大產業，重點抓好以互聯網的信息經濟，逐步形成以現代農業為基礎、信息經濟為龍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或造浙江經濟新動力

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升不夠快、新興產業占不高……目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依舊面臨著不少困難與挑戰。而在此背景下，供給側改革“號角”在浙江省兩會上的吹響，也讓人們對浙江經濟轉型發展有了更大期待。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國潮表示：“供給側改革實際上是去庫存、去過剩產能，這是一個很好的手段。包括我們能源產業內也有產能過剩問題。這個改革對我們整個產能而言可以更加匹配市場與需求，使供給發展更加匹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求。”

“另外供給側改革可以改善我們供給側的產品，從產品形勢、產品質量、產品適合度上面調整以后，可以創造新的價值，它會是經濟調整中非常有效的途徑。”吳國潮說。

中策橡膠集團董事長、總經理沈金榮告訴記者，國家提出供給側改革是正確思路，浙江要主動出擊，供給側改革將為浙江創造新的發展熱點，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對于浙江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想，在浙江兩會期間得到企業家代表肯定的同時，也堅定著浙江省內各級地方政府推進改革的信心。

溫州市委書記徐立毅在發言時表示，《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很有操作性和針對性，非常契合溫州的實際。我們要按照浙江省政府的部署，迅速行動，狠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的操作落實。

“我們考慮推出一些實打實的舉措，解決一些實體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加快實現溫州產品從中低端轉向中高端，企業從小而多轉向精而強，方式從單純制造轉向制造服務，動力從成本控制轉向創新驅動。”徐立毅說。

他表示，溫州下一步將在狠抓市場主體培育、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效率的基礎上，大力推動企業的科技創新，針對溫州特點大力發展設計產業，增強市場競爭力。“我們還要做大做強產業臺，謀好建好小鎮和眾創空間，制定出臺引導工業企業跨行政區域轉移發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區域之間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

嵊州市委書記孫哲君則向記者透露，嵊州將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實與“五大發展”理念相融合。“最終目標通過供給側改革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然后在這個過程總通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總體要求。其中的去產能、去庫存主要是去掉僵尸企業，讓市場更具活力，把市場留給真正能發力的企業。”

政府作用將決定改革成效

總體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浙江帶來著機遇、帶來著信心，然而另一層面，浙江也面臨著較大挑戰。

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坦言：“浙江現在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也是比較艱巨的。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產業，解決產業的結構問題和產業品質問題。浙江產業結構還較低端，產品品質也需要提高。一般來講，無論是出口還是內銷，價格都上不去。”

今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葛炳灶表達了相似觀點。他認為，包括浙江在內，中國制造業目前仍處于比較低端的層次，只能滿足基礎的使用功能，滿足不了中產階級的高層次需求，這種市場需求和供給之間“質”的差異，導致了產能過剩，“制造業量很大，但滿足不了市場需求”。

此次浙江省兩會上，相對于企業的轉型求變，更多代表將政府作用的發揮視為了更重要因素。

“像我們通過主動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實體經濟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但在產能淘汰中也遇到了大問題，就是產生的富余人員的安置與分流問題。它的解決在我們所有的政策體系中找不到，所以還需要政府建立政策體系支撐。”巨化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王曉宇舉例道。

葛炳灶表示，供給側改革要求汰劣擴優、提質增效，這需要政府的助力。政府應該在為企業減負的同時，加快打造信用體系。“現在金融方面風險高，企業逃廢債比較多，影響了銀行借貸的信心，導致資金流向制造業比較少，長此以往，這是不利于制造企業的發展，也應盡快用法律規范民間借貸行為。”

?羅衛東認為，如果說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要優化產業結構，提升整個產業競爭力和改善產品品質，它的關鍵其實不是別的，是政府自己的改革。“此前政府沒有真正讓企業家內生去做決定，大部分企業跟著政府跑，沒有讓企業家根據自己企業優勢和未來發扎趨勢做判斷，認認真真去規劃企業最應該發展的方向發展。”

在羅衛東看來，接下來政府應該真正創造一個好的產業環境，包括產業心理環境與文化環境，讓浙江企業家愿意靜下心來用工匠精神做產業做實業；同時政府需要把政策臺做好，讓企業形成一個長期的預期；優勢產業和人才同樣要培養的，培養過程不是政府手把手教，而是政府通過立法等有效辦法穩定下來，用地方立法的方式把浙江企業家的創業環境發展環境普惠化、穩定化，盡量少做選擇性干預的事情。

“減稅減少干預，行政指導部分真正過渡到企業家市場，讓他們自己去互動，尋求穩定的發展方向。”羅衛東說。

孫哲君則認為：“政府跟市場、政府跟企業比，都是店小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要搭臺，通過創新搭臺、圍繞供給側改革的深化來搭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