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國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王曉虹　外企人力資源運營總監

　　胡明麟　國家機關公務員

　　喬　輝　西門子北京國際交換系統有限公司銷售部職員

　　●郭國慶：我同意這個建議，應該適當提高工齡工資，肯定工作經驗的價值。國家公務員工資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四部分組成，其中職務與級別工資占64%，基礎工資占34%，工齡工資僅為2%。10年來，公務員工資改革已達4次，其中職務工資、級別工資都有所調整，增幅較大，工齡工資卻一直沒有改變。

　　目前，工齡工資的執行標準是1993年《國務院關于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問題的通知》中規定的：“工齡工資按工作人員的工作年限確定，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齡工資增加一元，一直到離退休當年止”。

　　應該說，增加公務員工齡工資是合理的。從1993年到2002年，國家財政收入從4000多億元增長到了1.6萬億元，加上這些年的通貨膨脹，公務員工齡工資每年1元的標準確實太低;工齡工資所占比重太小，不能充分體現公務員隨工作年限增加、經驗豐富、熟練程度提高帶來的更高報酬，不能完全使公務員發揮潛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現行工齡工資政策，還容易造成公務員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產生惰性。

　　薪酬留人是事業留人的基礎�，F在公務員從招聘、錄用、任用到解聘都逐漸實現了市場化，公務員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國外資本將大量涌入，跨國集團實行人才本土化的戰略，肯定會招攬大批人才，其中就包括國家公務員。年機關事業單位大幅度精簡，公務員數量減少了一半，工作量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給公務員提高待遇，有利于留住人才，發揮他們的作用。

　　●王曉虹：我認為，政協委員提出增加公務員工齡工資的建議，不是一個數額多少的問題，反映的是迫切完善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呼聲。

　　提高工資，作為企業激勵員工的一大法寶被廣泛采用。但是，僅靠提高員工收入就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嗎?

　　國外現代薪酬設計除了基本薪資、津貼、加班補助、獎金以及利潤分享、股票認購權等直接薪酬，還應包括保健計劃、非工作時間的給付，以及參與決策、承擔較大的責任、個人成長的機會以及較大的工作自由、活動的多元化豐富化等非物質報酬。

　　過去，我們的企業往往提供物質報酬多一些;今天，非物質報酬則構成了薪酬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沒有比讓一個人能量釋放和自我實現更強大的激勵了，壓力、責任、上升通道也是薪酬，而且是最有價值的。

　　當然，外資企業也有工齡工資，數額是10元或更多，但越來越多的員工更看重非物質報酬的重要性，看重企業是否給員工提供機會，讓他們成為想成為的那種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就在于激發員工的潛力，使之轉化為實際的工作業績。

　　如何完善公務員薪酬制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提高公務員工齡工資，解決的是物質報酬中很小的部分，人們的目光不該僅停留在這一點上，而要盡早注意到非物質報酬的重要性。工齡工資增加多少是其次，重要的是人們在完善薪酬制度的道路上，又進行了探索。

　　●胡明麟：我快退休了，在教育機關工作了30多年，每個月的工資也就是1000多元，工齡工資的30多元，在北京打一次出租車就沒了。我兒子在民營企業工作，收入比我高多了。

　　人們常說，不能一切向錢看，但是現在，工資從某種意義上，實際就是你價值的一種體現。前幾次公務員漲工資，漲的是級別工資和職務工資，十年沒有漲工齡工資了。在機關里，有級別、有職務的人畢竟是少數，許多人工作多年，位置難以得到升遷，收入沒有大的提高，工作熱情和動力難免受到影響。

　　我是60年代的大學生，知識積累、工作經驗比較豐富，但機關不像企事業單位，沒有“技術職務工資”，這方面的價值可以說無從體現。

　　因此，我非常贊同秦德文委員的建議，國家提高公務員工齡工資，無論漲幾塊錢，都是一種追求公價值的體現，肯定的是工作年齡所代表的價值。

　　●喬輝：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兩年了�，F在每月工資包括崗位工資、工齡工資、月獎、固定補貼、子女費、房貼、保險、代扣款、組織費、公司稅、個人稅、公積金，大概4000多元，年底還有年終獎和服裝費。

　　現在是競爭社會，公司給我們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以及與業績掛鉤并隨市場調整的薪酬。外企不講究論資排輩，最好的業績、最突出的員工才能得到最好的報酬。銷售部的員工表現突出時，公司會立即獎勵我們，方式包括晉升、給予激勵、額外報酬、紅利、更高頭銜等。

　　外企的優勢在于有一整套科學規范的薪酬制度，公的獎勵原則和日益完善的福利待遇。如果只注重工齡，不注重個人能力，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還沒看門的老大爺工資高，這樣的單位年輕人一定不愿去。在我心里工齡工資值不了多少錢，歲月不代表什么，只有能力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