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授工資大揭秘

蔡元培

蔡元培，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組織、發起“護國救黨運動”。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曾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理論基礎。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月薪600銀圓。

魯迅

魯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創者，他的文學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創造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并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的“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文學。

民國之初，魯迅應蔡元培召，任教育部公務員，1912年年中每月津貼60銀圓漲到每月“半俸”125銀圓，并在年末定薪俸220銀圓，1913年2月薪俸漲至240銀圓，12月后減至216銀圓。1914年8月薪俸增為280銀圓，1916年3月后增為300銀圓。這還不算其教學以及寫作等多種其它收入。

顧頡剛

顧頡剛，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1920年，顧頡剛畢業于北京大學，后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云南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1935年顧頡剛42歲時擔任北研究院史學主任研究員，月薪400圓，同時仍兼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領取半薪160圓，月收入共560圓。

林紓

1900年，林紓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其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學講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志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19世紀二十年代左右，林紓，任教北京正志學校，月薪500銀圓。

英千里

英千里，1924年，英千里自英國倫敦大學畢業后回到祖國，協助父親籌辦輔仁大學。從此，投身教育事業，一生致力于哲學、邏輯學的研究。他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種文字，尤其是英語，被公認為外國人心目中英語最好的中國人。1927年起，任輔仁大學教授兼秘書長�？谷諔馉巹倮�后，任北教育局長及社會教育司司長，1949年赴臺灣后任教于臺灣大學、輔仁大學等校。

英千里在輔仁任教的同時還兼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課程，為兩校學生教授英國文學，同時打3份工的英千里最多的時候一月能拿1000多圓大洋

梁實秋

梁實秋，原名梁治華，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曾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兩千多萬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代表作《莎士比亞全集》(譯作)等。1923年8月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后，先后任教于國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國立青島大學(山東大學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師范學院英語系教授。

19世紀三十年代梁擔任青島大學圖書館館長時月薪400圓。

周作人

周作人，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拔逅倪\動”之后，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并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世界語學會會長。

據14年《安徽商報》所載，周作人于1917年到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做編輯，月薪120圓;半年后出任北大文科 (文學院)教授時，月薪一下子漲到了240圓。

胡適

胡適，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雖與陳獨秀政見不合，但與其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1917年8月中旬，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英文修辭學課程，月薪260銀圓，一個月后，北大又給胡適加薪，升職為本科一級教授，薪俸加至280圓。

那么銀圓到底是個什么概念?又或者說一銀圓能買什么呢?

根據《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一書中，記錄1912?1924年北京市的物價。當時北京的豬肉價格，1913年是每百斤11圓7角;1916年有所上升，每百斤13圓3角;且當時還是半斤八兩的計量方式，通過資料得出當時的1銀圓約可買現在10斤豬肉，而現今10斤豬肉，取現今的相對低價來說，按10塊1斤算，得出民國時的1銀圓約合現在100元人民幣，但當時豬肉應該算是相對稀缺的資源，具《民國教授們的經濟生活》一文中所載，“1920年左右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當時的物價還不是很高:新建的有軌電車路線，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從宣武門到崇文門，車票只要8分錢;1元錢可買8斤豬肉，或者舒舒服服地吃一份一湯三菜的西餐，包括面包、黃油、果醬、咖啡，還有一些小吃;2元錢可買一袋上等面粉;北京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只需20元左右�！倍�在1924年，魯迅花不到1000元買下阜成門內西三條的一套四合院，現在想買一個四合院，做夢吧，親!

據說民國時縣長的月薪是20銀元，對比當時教授的工資，以及現在個別村長級的“老虎”與現在教授的工資，不由咋舌，雖然民國后期由于種種原因，導致教授們的工資無法發全，但是當時對于教育的重視程度確實是需要我們現在要學習的。

金錢不能衡量學術價值，而真正的專家學者也不是為了錢而搞各種研究，但提高教師待遇，卻可以向社會傳達一種信息，說明我們在重視教育。如今很多行業都以金錢價值來作為價值衡量標準，比如書法，居然可以以每尺價格來評判。

易中天先生在《來講啦》里說過，“即便我貧窮，我也樂道，不是說樂道一定要貧窮。誰規定說知識分子就該貧窮，誰規定說讀書人就該貧窮，而先富起來的就該是挖煤的挖油的?什么道理啊?如果說一個社會，讀書的人、創造知識的人、創造文化的人是窮兮兮的，這社會是合理的社會嗎?”也許我們可以通過提高教師待遇這種方式使更多人投身研究領域，由被動逐步轉變為主動，同時也讓為研究事業貢獻終身的專家學者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精力付出，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如果有一天你有幸能夠到老師的家里拜訪，當你看到老師家里除了滿壁的書籍，連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你除了崇敬之外，是不是還有一種痛心的感覺，哪怕你知道你的老師所追求的不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