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訊（滾動新聞記者李柯夫）1萬件行政案件，超過20%涉及征地拆遷。這一數據讓湖南省政協委員、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楊翔深感憂慮，“隨著一些重大建設的推進，這種征地拆遷糾紛還會增加”。1月29日，在湖南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聯組討論會上，他說出了自己的憂思。

他認為，不僅征地拆遷補償標準應適時調整，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被拆遷人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均應得到強化和保障。

【現象】一些地方以公共利益名義搞商業開發

年來，湖南征地拆遷規范程度有所提升，但從2010年開始，湖南法院受理關于征地拆遷的行政訴訟案件占全部行政案件的20%。此外，基層法院每年受理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房屋拆遷征收，限期騰地案件約3千件。

“很多建設項目的立項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楊翔說，主要表現在不按程序申報，如屬于國家審批項目的旅游賓館、別墅度假村，按規定應由市州發改委報省發改委，再報國家審批，但有些地方為了規避審批，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打法律擦邊球。立項過程中，任意減少簡化決策程序，有些地方審查不嚴，沒有和有關部門商議，更不會聽專家意見。

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商業利益之實，這是征地拆遷糾紛中常見問題。不少地方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邊界不清晰，互相捆綁甚至以公共利益名義，搞商業開發。

【問題】補償標準偏低，還存在暗箱操作

房價逐年上漲，拆遷補償標準卻多年不變，在楊翔看來，這是當前征地拆遷糾紛劇增的重要原因。他解釋說，從各地政府的補償標準來看，由于制定的時間較早，難以反映形勢的客觀變化情況。比方說，集體土地的征收，征收耕地的補償，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均年產值的6-10倍，標準明顯偏低。

而城市房屋拆遷的評估方法也不盡合理。他介紹，當前城市房屋拆遷評估方法普遍采取市場比較法。由于市場價格的不確定，各地不統一，加之部分城市由于拆遷量大，為了加快進度，簡化程序，造成評估價格和市場價格相差很遠。而且往往是評估價格遠遠低于市場價格。

同樣的地段，同樣的面積，有些被拆遷人因為有特殊背景，或是有些惡意抗拒拆遷的拆遷對象卻能得到更多的補償。楊翔說，正是政策執行的暗箱操作，導致對被拆遷人的不公對待。被拆遷人產生被剝奪和失落的心理，往往會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投訴舉報等途徑維權。

【建議】征收標準應公開，不能刻意壓低

如何減少征地拆遷行政訴訟?楊翔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首要一條，就是要科學合理定位政府職能職責，不能搞臨時起意。對于法律有剛性要求的，嚴格按要求執行，而對政府機關有自由裁量權的，應當本著正當合理的原則，不能搞先動工再報批，先開工后環評。

同時，要合理界定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不能刻意壓低被拆遷人補償標準，去幫助投資者實現利益最大化。

“還有就是房屋拆遷的決策過程中，法律上和行政程序中規定被拆遷人參與的程序被弱化，有關協商機制和利益保障機制缺失。”楊翔說，征收標準、程序都應公開，保障公眾的參與權，提供渠道，并且擴大公眾參與的深度和廣度。充分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對被拆遷人的影響，適時修改有關征收補償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