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事跡材料一

我在研究現代收藏史的時候，有幾個中共早期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不時從故紙堆里蹦出來，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做了一些筆記，試圖鉤沉這些如煙往事。

掩卷思來，感慨良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所謂共產黨人“玩”古董，其實是一個個幌子，行的是革命之實。鉤沉這些珍貴的歷史掌故，仿佛依然能夠看見他們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豪邁激情。這種忘我精神，至今令人無限敬仰!

一，“松柏齋古玩號”的伍老板是誰?

1927年底，上海有個叫“松柏齋古玩號”的伍老板，名字叫伍豪，這也是化名

伍豪的真實名字叫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擔任人民共和國總理，直至他1976年去世。

當初，“松柏齋古玩號”的地點在黃浦江邊，開張的時間不會早于1927年11月(此時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之后，剛剛由武漢抵滬)，而實際歇業的時間約于1933年秋天(1931年周恩來離滬去江西后，“松柏齋”實際上由中共地下黨人董健吾負責)。

周恩來當時的真實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特委，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并全權指揮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機關和干部等工作，是中共在南方白區的主要領導之一。

二，中共特科至少設立四處古玩店

“松柏齋古玩號”是中共特科為掩護周恩來從事地下工作而開辦的。

歷史檔案記載：為嚴密保衛中共中央安全起見，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命令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特委)，由周恩來任書記，下設中央“特科”。特委是決策機關，“特科”是執行具體任務之組織。

中共“特科”是一個絕密單位，初由顧順章負責，早期設一科、二科、一隊。一科主管總務，初期的科長洪揚生。任務是設立機關，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在上海開設各種店鋪如電器行、照相館、布店、古玩店、診所、木器店、通訊處或代辦所，作為中共中央各機關工作的活動場所和聯絡地點。二科主管情報工作。一隊為“行動隊”，中共內部稱“紅隊”，由陳賡負責。后來，中共“特科”發展為四個科，陳云、康生、潘漢年等均擔任過這個組織的領導。

為了掩護地下工作，僅僅是古玩店，中共“特科”至少設立了四處：1.黃浦江邊的“松柏齋古玩號”，是為掩護周恩來而開設的;2.上海法租界的古玩店，為掩護時任中共中央*向忠發(化名余達強，對外的職業為古董商)開設的;3.上海西摩路斜橋會館旁開設的古玩店，為中共中央秘密接頭處，中共特一科朱勝(化名，湖南人)當老板，顧順章岳母張陸氏負責燒飯;4.在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向忠發情婦楊秀貞當老板。

為什么要開設古玩店做掩護呢?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認為，“古玩店是探聽青洪幫、黑社會動向的好窗口”。

顯然，名義上是古玩店老板的周恩來，在這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四年間，根本無心顧及古玩。但是，在中共特科設立的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古玩店，卻發生了一個大案子，時任中共中央*的向忠發，就在此地被逮捕。

向忠發的被捕，是因為顧順章的叛變。

顧順章，化名黎明，江蘇寶山白楊人，上海南洋煙草公司制煙廠工頭，曾在上海斜橋路二十二號附以其藝名(化廣奇)開設魔術店。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的衛士。1926年派往蘇俄海參崴受政治保衛訓練。1927年秋回國，負責中共特科，初期工作，其公開身份是魔術師。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由于他掌握大量共產黨機密，成為共產黨內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叛變后，幸虧打入中統內部并擔任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密情報，并搶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機關轉移，在上海的*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周恩來等*主要領導得以幸免于難。據當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元帥回憶說：“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都切斷。兩三天里，我們緊張極了……”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于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結果，在惲代英經黨組織多方營救，眼看即將出獄脫險之際，卻被敵人殺害在南京雨花臺。1931年6月，顧順章帶領特務捕獲中共另一蔡和森，終致蔡慘死獄中。

顧叛變后，周恩來立即指示向忠發迅速轉移，但是，由于向忠發牽掛情婦楊秀貞，并希望帶著楊一起“靜默”，所以不顧周恩來嚴詞勸說，堅持跑到位于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去“看一下”，而此處正是顧順章安排的聯絡點，結果被捕。旋即表示愿自首。

向忠發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自首，居然被拒絕，同月24日在上海被殺。

上海地下黨組織機關被破壞后，1931年12月周恩來被迫離開上海，古玩商的名分就此與他無緣。

三，周恩來六伯父為收藏名家

周恩來出生在一個封建大家庭中，1939年3月，他在瞻仰紹興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系，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在歷史上，周恩來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

周恩來不喜歡古玩收藏，一生勞碌，為革命事業奔波。但是他的家族中，與收藏有關系的人是他的六伯父，叫周嵩堯，是江蘇的一位收藏名家。

現據資料，抄錄于此：

周嵩堯譜名周貽良，字嵩堯，號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緒丁酉科舉人。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于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斗，棄官歸于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后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抗戰爆發后，日偽出于對周嵩堯聲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員登門請其出山，許以高官厚祿，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效力。周嵩堯堅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揚州鄉間以躲避日偽方面的糾纏。

周嵩堯雖只有一子，但孫子輩多，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難。一次，家中實在揭不開鍋，周嵩堯在萬般無奈之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畫家王云作的山水畫冊拿到市場上變賣了糴米下鍋。不料，這本畫冊流傳到上海古玩市場后被周嵩堯的一位好友發現了。好友知道這是周嵩堯的心愛之物，流進市場說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這位重義氣的朋友立即將其買下，親自送到揚州周嵩堯家中，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度過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于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于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館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涂炭�，F在人民當家做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1995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先生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面一直沒有登記入庫，做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系。終于，這批20類24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2010年1月8日，在周恩來逝世34年之際，他的六伯父周嵩堯先生手寫本《周氏家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周嵩堯在20世紀40年代初所寫，當時日本軍隊占領揚州，周嵩堯避居鄉間，將周家一些歷史情況寫出。

《周氏家訓》中所披露的周家文玩頗為可觀。

《周氏家訓》第19頁詳細列出的文玩計古硯：唐紫端大硯、宋紫端大硯、古小紫端硯、古風字端硯、龍霓端硯、井田臺斗大端硯、黑壽山硯、端硯箱、紫端底字歲寒三友硯、石鼓硯十方、顧二娘硯、王云貢硯、黃宗炎硯、周王尋硯、澄泥配盒;

文房：李鴻章墨;玉石：周桓圭、陳香木柱石三公圖;書畫類有：鄭板橋字中堂、伊墨紓小對、吳讓之扇面、九成宮帖連裱、精指瘞福銘、黃養萱花雞柳圖、王小梅待渡、赤鋰戲水圖;

瓷器類有：鼻煙八瓶、康熙瓷瓶;以及牙雕類有象牙煙碟，木器類有紅木柜，銅器類有風波銅缽，古書類有書譜、揚州續志、履園叢話，其它的有眼鏡、宋黃筌雕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