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國互動持續深化，競合態勢加速分化。一方面是中俄、美印、美日的戰略合作加速發展，另一方面是美俄、中美大國間競爭甚至一定程度的對抗日益加劇。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時就新形勢下中國發展同周邊國家關系提出四點主張：

一、共同維護和安寧。亞洲各國人民要永不為敵、增進互信，共同守護亞洲和安寧，為亞洲各國發展和人民安居樂業創造良好條件。

二、深入對接發展戰略。亞洲各國人民要聚精會神推動發展、改善民生，互幫互助，從各自發展戰略中發掘新的合作動力，規劃新的合作愿景，鎖定新的合作成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為彼此經濟增長提供更多動能。

三、積極開展安全合作。亞洲各國人民要踐行亞洲安全觀，協調推進地區安全治理，共同擔當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堅持以和方式通過友好協商解決矛盾分歧，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共謀互尊互信、聚同化異、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鄰國相處之道。

四、不斷鞏固人緣相親。亞洲各國人民要從悠久的歷史文明中汲取養分，凝聚對亞洲價值的集體認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實睦鄰友好的社會民意基礎，把“和”、“合”的傳統理念付諸彼此相處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傳承下去。

2017年中國與周邊環境的關系現狀

大國博弈競合并存，地區熱點“冷熱”不均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跌宕起伏，大國之間競合態勢加速分化，朝鮮半島問題顯著升溫，南海問題在仲裁結果公布后意外降溫，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依舊存在。中國實力的上升成為把控與塑造周邊地區安全環境的重要因素，“一帶一路”倡議得到穩步推進在改善地緣經濟格局的同時也在推動著地緣優勢重構。

大國關系競合并存，“一帶一路”風險與挑戰并存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倡導的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相互對接的重要機制，盡管得到包括聯合國大會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但中國周邊國家尤其是傳統西方大國對“一帶一路”是中國實現崛起并進而稱霸的“戰略設計”的擔心與懷疑仍十分突出。美國和日本對倡議的戰略對沖立場仍較為突出，印度的立場則較為矛盾，較之出現明顯倒退。

朝核、南海交替升溫，周邊安全紛繁復雜

美國認定中國會對其霸權體系形成沖擊和挑戰，加大了應對中國崛起力度，這一點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未來，地區熱點問題與大國博弈相互滲透，導致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日益復雜。一改過去幾年的熱度排序，朝鮮問題將會超越南海爭端，在2017年成為地區熱點中的“熱點”。但是，南海問題關系到中美在西太洋地區權勢的博弈，是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的戰略議題。因此，利用南海問題遏制中國崛起是美國長期的政策選擇。未來，美國極有可能重新強力介入南海問題，與中國在島礁軍事化和《南海行為準則》(COC)談判上展開博弈。

中菲兩國通話，雙軌思路處理南海問題發揮積極作用

2017年5月3日，*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通電話，雙方肯定了兩國關系實現全面改善以來在各領域取得的積極進展，并對在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的會晤表示期待。而就在5月1日，杜特爾特剛剛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過電話，并以行程太忙為由，暫時婉拒了特朗普對他發出的訪美邀請。

“杜特爾特最終訪美的可能性還是很大，但是杜特爾特在這兩個電話中所反映出的態度對比還是很鮮明的，菲律賓暫時性地把外交重點放在了中菲關系的發展方面”，對此，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院研究員張潔做出評論。她還介紹到，在剛剛出版的、由她主編的《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7)：大國關系與地區秩序》中，盡管中菲南海國際仲裁案裁決結果給中國帶來了相當大的外交壓力，但是從下半年開始，隨著中菲正常關系的回復，南海問題發生“戲劇性”轉變，爭端開始明顯降溫，這說明中國主張的“雙軌思路”在處理南海爭端中的積極作用正在逐漸顯現。

一、中國在周邊環境變動過程中面臨的“崛起困境”

2009年之后，中國周邊環境開始復雜化，釣魚島爭端則標志著中國周邊環境進入特殊過渡期。為應對中國崛起，各方力量在中國周邊角逐，中國由此步入“崛起困境”期。其征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美國強化其亞太軍事聯盟體系，部分周邊有些國家間結盟趨勢加強。正處于相對實力衰落階段的美國，受到國內制度、利益集團和財政壓力的牽制，試圖運用“巧實力”、借用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力量對中國進行制衡。美國不但通過雙邊手段加固與這些國家的聯盟緊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動其亞太盟友及準盟友之間軍事關系的深化。中國在周邊需要長期面對一個由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其特點不同于傳統同盟關系。這是一個在安全和意識形態上依附于美國的不對稱體系，其成員不具備根據自身利益靈活調整結盟關系的能力。除此之外，與傳統聯盟制衡行為追求地區力量均勢的目標不同，美國的聯盟體系對中國的制衡可能導致地區力量天進一步向美國傾斜，以致亞太地區權力結構更加失衡。

第二，部分周邊國家借助外部勢力尋求改變現狀，中國周邊環境的政治對抗性提高。在美國力量重返亞洲的影響下，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海洋劃界爭端成為地區安全焦點。在擱置爭議多年的島嶼和相關海域，部分鄰國相繼進行挑釁，試圖將對于爭議海域和島嶼的實際控制上升為法理控制。由于直接涉及主權和領土安全，中國被迫面對一個向傳統安全領域回歸的周邊環境和具有政治對抗性的敏感議題。盡管在黃巖島和釣魚島事件的處理上，中國的應對策略得當，因此暫時占據一定上風，但中國與周邊聲索國多年來“擱置爭議”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級，長期對峙和膠著狀態難以避免。目前，試圖改變現狀的鄰國大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盟國。為了維持在聯盟體系中的信譽，美國不大可能對于可能的相關沖突袖手旁觀，這意味著大國被拖入對抗關系的風險正在提升。

第三，中國在周邊“以經促政”的戰略效果開始下降。十年來，中國在周邊拓展影響力和博弈的籌碼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在東亞地區公共經濟領域持續投入成本。中國“以經促政”戰略的主要表現方式是運用自身經濟實力及與周邊國家日趨緊密的經濟關系努力推動和構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在經濟危機或蕭條時期為周邊國家提供開放的市場和抵御區域外匯率波動的沖擊，以及加大對周邊國家的經濟援助力度。“以經促政”的戰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明顯改善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關系。中國于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日本、韓國、澳新等亞太主要經濟體最大的貿易伙伴或出口市場。然而，與經濟關系緊密度不斷提高形成鮮明對比的現象是，年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換取良好周邊政治環境的效果越來越不理想，出現經濟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對稱的狀況。

二、周邊環境變化和中國陷入被動局面的動因

盡管中美兩國學者從“戰略互疑”的角度詮釋了中美鄰關系的變化，但中國周邊環境變化的必然性和結構性原因不應被忽視。中國周邊大環境變動背后的動因源于地區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中、美、鄰之間實力對比迅速變化，而非各方缺少互信和對于對方戰略動機誤判所致。中國在周邊環境變遷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特別是海洋問題上遭遇的挑釁并非偶然事件的組合，而是中美相對實力差距縮小、中日實力對比逆轉和中國與周邊小國實力差距拉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中國目前在地區博弈中的被動局面則是上述邏輯所導致的中、美、鄰戰略互動之產物。

(一)美國與其部分盟國選擇預防性戰略應對中國崛起

預防性戰略模型通常運用于分析實力對比關系發生動態變化時，相對實力下降一方戰略選擇背后的動機和行動邏輯。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國家在其相對實力衰落的自我認知期間，解決領土爭端問題的偏好更強，其原因在于該國對將來能否形成以于己有利的解決沖突方案存在悲觀預期和焦慮心態，急于在對方壓倒性優勢形成之前通過預防性戰略最大程度避免日后可能的利益損失;反之，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與周邊相對實力的增強，一國的談判“議價能力”上升，其打破現狀，特別是通過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問題的意愿明顯下降。霸主國對其競爭對手采取預防性戰略的動因分析表明，當主導性大國自認為經濟力量和潛在力量相對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趨勢，它針對崛起中大國采取預防性戰略的可能性增大。

(二)周邊國家對中國戰略底線的錯誤認知

除了美國的介入之外，對于中國戰略底線的錯誤認知也強化了一些周邊國家冒險采取預防性戰略的決心。中國與周邊國家策略互動的案例研究顯示，當中國對周邊國家長期固守溫和克制的對外政策，使其對于中國維護穩定、不愿使用武力的動機形成某種穩定預期時，周邊鄰國可能產生通過對中國國土進行蠶食以獲取超額利益的機會主義動機。這種動機的形成會使中國在周邊遭遇更多騷擾行為，其最終結果可能導致中國放棄懷柔政策，對周邊國家持續的挑釁行為給予強硬的回擊。

年來，當周邊國家在南海不斷搞小動作、試圖試探中國的底線時，中國沒有給予強有力的實質性回擊，這更加強了周邊國家對于中國不愿意為爭端動用軍事力量的判斷。這些主觀印象和判斷的客觀后果是鼓勵了周邊國家的機會主義行為。特別在中國領導班子交接的特殊時期，菲律賓和日本政府均判斷中國決策層會更加謹慎保守、以求穩為重，于是紛紛借此時機尋求改變現狀。

(三)大國在東亞地區的實力競爭使區域合作機制的工具性取代功能性

地區力量格局決定東亞合作的實現需要依靠大國在背后主導。降低脆弱的東亞經濟體系帶來的外部風險和各國相互間的政策協調及相關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個既有能力又有意愿為創建和維持開放的地區經濟體系提供公共產品的國家或機構存在。2009年之前，東亞地區存在兩個相互兼容的主導力量。美國作為外部力量，通過與區域內供給相互兼容和互補的方式提高了東亞地區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美國有意愿和能力為東亞提供低水的安全公共產品，并且在供給能力上具有優勢。中國有意愿在經濟領域為東亞提供較高水的公共產品，且其供給能力上的優勢不斷提升。其表現形式是，美國通過軍事同盟體系和關系協調為東亞地區提供常規性安全保護和危機管理，中國通過推動多邊經濟合作提高東亞經濟體來自貿易等領域的收益。雖然沒有獨立為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的核心力量存在，但是中美兩國兼容互補的供給能力和意愿總體上滿足了東亞地區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公共需求。

在中、美、鄰的相互博弈中，地區制度安排與合作議題漸漸發展成為服務于大國權力競爭和小國從中漁利的戰略工具，而逐步喪失共同合作解決公共問題的初衷和功效。美國力推TPP的重要政治意圖之一在于通過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議程瓦解中國和東盟多年努力建立的“東亞10+X”合作框架，破壞目前東亞地區經濟領域以中國為中心的合作供給機制和規則。TPP無論最終是否能夠簽署，它對于中國主推的東亞合作都具有明顯的消解作用。

三、應對周邊挑戰的戰略視角與策略應對

在對周邊環境變化趨勢做出判斷和理解其背后深層動因的基礎上，中國需要在戰略視角上重新定位與區域外大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同時在策略層面降低周邊環境變化給中國崛起帶來阻力。

第一，中國應正面應對與美國及周邊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并將如何突破崛起困境期作為中國周邊戰略的重要目標。由于中國周邊環境變化背后的主要動因是結構性矛盾而非國家間戰略互疑的結果，因此中國未來回避矛盾的余地越來越小，需要正視和直面困難與挑戰，放棄通過單方面外交克制和經濟讓利可以換取和諧周邊環境的想法，從自身能夠把握的策略環節入手，爭取將崛起的困境和阻力降至可控范圍之內。

中國實力的上升已經打破亞太地區格局，區域內大國關系亟待重新定位。在地區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并將地區利益共同點做大是中國努力的方向。但需要明確的是，中日關系需要在日本正視中國崛起現實和彼此尊重、認可對方國際地位的前提下重構，中國對于現有國際秩序主導權的尊重和支持也應當建立在美國不過度擠壓中國正常發展路徑的基礎上。

第二，在主權問題上中國需要對外更加明確戰略底線。從目前的情況看，盡管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不會改變，但是美國與中國之間還存在高度相互依賴關系和共同利益;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部分周邊國家盡管希望通過機會主義行為從中國身上獲得更多利益，但它們并不愿意承擔與中國發生武裝沖突而產生的代價，因此各方都只是希望在中國的底線附打“擦邊球”，在中國不做出強硬反應的前提下獲得利益最大化，而并不希望真的突破中國的戰略底線。

第三，在周邊多邊合作陷入僵局的情況下，中國可考慮在主推多邊合作的同時，將更多注意力投向做實具有發展潛力的雙邊關系思路上。十幾年來，中國一直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區域多邊經濟合作，希望通過建立核心機制和一攬子合作協議解決周邊關系和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這一思路在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下難度在增大，中國需要調整處理周邊關系的思路。如今，美國在鞏固和加強其與亞太盟國的軍事關系的同時高調推進TPP，在亞太地區將其軍事聯盟體系與多邊經濟合作機制進行整合，建立地區單一主導權的意圖明顯。中國目前想繼續有效推動和主導東亞地區多邊合作的阻力重重。

最后，在周邊環境陷入被動局面的背景下，中國可以選擇將崛起的戰略視角適當向其他地區轉移和分散，以釋放部分崛起壓力。根據歷史經驗，崛起國把戰略重點放在地緣所屬地區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