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今起至23日在京召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中央全會。全會將傳遞出怎樣的改革信號，備受關注。

重視依法治國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僅就中央全會主題來講，可以說對法治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楊小軍認為，這背后是出于對新形勢下新任務的必要考量，重視依法治國有著必然性和緊迫性。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發展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此后，中國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在35年后的今天，經濟建設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靠投資和對外貿易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也難以為繼，這決定了改革必須靠理性推動、“再向前一步”。

　　“改革開放無疑釋放了經濟社會的內生動力，但繼續深化改革就會觸動諸多已經形成的甚至已固化了的利益格局，”楊小軍說，“要想打破就必須依靠法治思維，用法治的方式推動，調整利益格局，進而使經濟社會煥發出新的巨大的活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四中全會有望在政府依法監管市場、司法體制改革、加強改革的立法推進和立法保障方面拿出務實措施，這將進一步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挖掘增長潛力。

　　除現代化建設外，民主法制建設也要“順勢而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執法和司法工作也取得長足進展。但楊小軍指出，在新形勢下亟需加強和改進立法、執法和監督工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正義。

國家治理走向法治化迎來新契機

　　回顧17年來中共中央全會對于依法治國的表述，可以看出，一整套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治理體系在加緊構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在逐步推進。

　　1997年黨召開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國，建設*”。十五大報告強調“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這之后完整地形成了“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提法，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干部要帶頭執法、依法辦事，做執行法律的模范。

　　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從發展*政治民主的高度，指出“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倡“法治中國”，此次的四中全會以研究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開啟當代中國走向國家治理法治化的。

　　“依法治國和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是以法律為中心、為準繩，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所有關系的重大調整和變革。”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教授許耀桐認為，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這是中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培育法治精神應放在戰略高度

　　“實現依法治國，必須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名作《鄉土中國》中談到，法律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這實際上應驗了社會學一個基本道理：任何一套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價值體系，要使這套制度能夠很好地運行，必須使其背后的價值體系得以完善。現實生活中，我們多是看到了制度文本及其執行機構，很少觀察人們對于這些制度文本的態度、心理、趨向和取舍，而這是非常重要的。”丁元竹說。

　　在丁元竹看來，在依法治國過程中，應當將法治精神培育放在戰略高度來認識，而這是我國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長期面臨的、最為艱難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走向滑坡。”丁元竹指出，法治精神與精神世界問題是與治理危機聯系在一起的，人們失去法治精神、內心世界空虛，這與某些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敗壞黨風、敗壞風氣有著密切的關系。

　　丁元竹期待，培育法治精神能夠作為依法治國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