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黨員教師看千年包公觀后感【1】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由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電視臺及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反映一代清官包拯鐵面無私、執法如山、親民愛民的紀錄片《千年包公》首映式及新聞發布會于5月24日上午在包公的家鄉合肥召開。

此次首映式選址在合肥包公園的清風講堂，是十分有意義，清風講堂地處合肥包公園。占地34.5公頃的包公園，是為紀念包拯而建，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風閣、浮莊等組成。

擔任此次首映禮司儀的是和包公同為安徽人的央視著名主持人周濤，在儀式伊始周濤便表達出了回到家鄉的興奮之情。

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卒于1062年，事隔千年，他的名字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傳遍了亞洲，走向了世界，成為中國古代賢臣良吏的代名詞，成為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十八大以來，國家堅持倡導的廉潔奉公、執政為民的，以及反腐倡廉、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千年包公》順時而生，是包公精神的當代延續與傳承。

《千年包公》歷時一年，奔赴臺灣、新加坡、廣東肇慶、河南開封、安徽合肥等多地進行實景拍攝及歷史再現，以大量的素材與文獻立體呈現了包公真實而厚重的形象。三集紀錄片《千年包公》將于5月25日、26日、27日晚8點在央視9套紀錄頻道開播，敬請觀看。

小學黨員教師看千年包公觀后感【2】

包拯的實干精神古所罕見。在任何一個職位上，他都關懷民生，銳意改革，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了解的情況，不論是否屬于自己的職責范圍，都如實向朝廷報告，并提出解決辦法，請皇帝“特降指揮”。在包拯看來，這是一個官員應盡的責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訓、幾首短詩外，就是多達185篇的奏議，其中有55篇奏議，竟彈劾本朝官員多達61人!這61人中，貪官污吏首當其沖，犯一般錯誤和不稱職的“庸人”也不在少數。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親國戚如張堯佐、郭承佑、楊景宗等，均在被彈劾之列。譬如，他認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張方身為三司使，“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卻“安處洋洋，以為得策”，而作為宰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一時間，“包彈”成為朝廷聞之色變的流行語。

“包彈”中以“六彈張堯佐”最為驚心動魄，包拯在其中顯示出來的大無畏精神，尤其長久地為世人所稱道。

張堯佐是仁宗皇帝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兼養父，原為地方小官，張貴妃為了報答養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纏住仁宗，為張堯佐加官晉爵。張堯佐因養女得勢，扶搖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剛一主管諫院，便履行“以言為職”的職責，和幾位同仁一起，彈劾這個“徒緣寵私，驟階顯列”的“凡庸之人”。誰知仁宗變本加厲，更委派張堯佐以重任，讓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職。消息傳出，朝野嘩然，連素來溫和的御史中丞王舉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銷對張堯佐的任命。結果，建議無效，王舉正不得不進行廷辯，即在皇帝上朝時與之當面辯論。

在廷辯時，包拯情緒激動，離開座位走仁宗，竟將唾沫濺到仁宗臉上，以致仁宗不悅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撓，繼續彈劾張佐堯，前后共達六次之多。他反復說：

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竊議于下，然而跡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及執政大臣也……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宮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張堯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并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于后宮。(《再彈張堯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執政大臣，矛頭所向卻顯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宮”。封建時代，帝王雄居萬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奪的大權，作為臣民，要能夠做到直言極諫，需要多么大的勇氣!

小學黨員教師看千年包公觀后感【3】

中國古代杰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孔子是家，家的可以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實干型官員，除史書記載的政績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書皇帝的“奏議”。不管奏議怎樣高明，政績如何突出，最終都是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但是，他的影響為什么也能跨越時空、超越階層、傳諸久遠呢?

那是因為，在那些卓越的政績、作為政績的基礎的奏議背后，蘊藏著一種很寶貴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內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核心與性格特征，而這又需要對他的生有一個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謚孝肅，北宋真宗咸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轄肥東縣包公鎮包村)，包拯父親有一定文化，做過小官，薄有田產。小康之家耕讀為本，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東縣志》上說：“包拯少年在鄉讀書，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后，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寫道：“臣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于此時敢忘圖報”!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后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基于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于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可謂臻于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成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復對仁宗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為國本的。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么對于包拯來說，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饑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里至少說了四次。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觀上有利于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里。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系，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征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

小學黨員教師看千年包公觀后感【4】

說到包公，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想起電視劇里開封府那個經典的包青天形象。但有些人或許還不知道，包拯也曾在我省的肇慶端州任職，而包公青天之名正是始于肇慶。

今年五月下旬，作為省級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的肇慶包公文化園正式建成開放。包公在端州任職歷史事跡的復原場景、栩栩如生的“包公擲硯”場景、真實記載包公歷史的明清古硯碑、還有琳瑯滿目的影視演繹作品……在建筑面積達8000多方米的園區里，包公文化園著意打造一個集教育、旅游、觀光勝地于一體的綜合文化項目。日，“廉潔廣東行”記者團一行到肇慶包公文化園進行參觀走訪，先睹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