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葆真（1878?1949），字性存，賀濤之子，河北武強人，刻書甚多，刻有《賀先生文集》《李長吉詩集》《韓翰林集》《松坡集》等書。《賀葆真日記》又名《收愚齋日記》，抄本收錄于《歷代日記叢鈔》（131?133）中，鳳凰出版社出版徐雁整理本。記載了作者十七歲至五十七歲的所見所聞，時間自光緒十六年正月迄民國十九年十二月（1890?1930）。作者青年時代的日記主要記載其讀書作文、交友訪學以及家庭生活等繁雜瑣事，中年時代的日記側重記載與吳汝綸（1840?1903）、徐世昌（1855?1939）、高步瀛（1873?1940）、傅增湘（1872?1950）、吳辟疆（1879?1950）等當時名流的交往以及社會生活的變遷。

《賀葆真日記》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考察：家族史、文獻史、社會史。家族史方面主要集中民國三年至民國五年與深澤王氏交往的記述，涉及王氏住宅、田產、家學、藏書等情況，可與《深澤縣志》及《河北深澤王氏族譜》對讀。文獻史方面，作者記載較為詳細，常常記載書籍版本及其訪書經歷，如民國四年一月與李翊宸訪武英殿古物陳列所、民國六年七月借吳氏父子所批《昭昧詹言》以及民國六年八月為吳汝綸及賀濤刻書數種等。社會史方面則側重賀氏與當時名宦的交游，如與高步瀛飲酒數次，訪吳辟疆、馮公度、趙湘帆等人，從中或可考察當時交游情況。

一、 《賀葆真日記》所見高步瀛著述交游

高步瀛（1873?1940），字閬仙，河北霸縣人，著名文選學家，教育家，著述四十余種，代表作有《文選李注義疏》《古文辭類纂箋》《唐宋文舉要》等。高步瀛生交游頗廣，“曾與吳?生、魯迅、陳垣、黃節、沈兼士、余嘉錫、曾廣源、吳承仕、齊宗頤等著名文史學家交往”。《嚴修東游日記》《魯迅日記》均有記載，見拙文《高步瀛交游新證》（《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一） 著述互證

高步瀛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賀葆真日記》1913年8月9日：“閬仙，名步瀛，霸縣人，官居教育部科長，亦當師吳先生于蓮池，以詩著。”高步瀛是著名文選學家，于上世紀初編選的詩文集至今仍是學者案頭之必備，《賀葆真日記》中就記錄了當時編選詩文集的情況：“此當初選時吾即有志代辟疆付印，高閬仙竟先為之，故見之大快。詩文各二冊，詩曰《古今體詩約選》，文曰《國文教范》，極精粹，評點尤詳盡，語語道著深處，能得作者之意。啟迪后進，唯此為宜，從來選家罕與倫比，閬仙又為之箋注，行且脫稿。”拙作《高步瀛著述考略》“合作編著”類有與吳?生編選的著作四種，其中《國文教范》（石印本）國群鑄一社，民國二年（1913）與《古今體詩約選》（四卷）石印本，國群鑄一社，民國二年（1913）可與《賀葆真日記》印證（《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7期）。又8月21日：“閬仙以新印辟疆所選詩文見贈。詩文各二冊，箋釋又各二冊。”

高步瀛是古文大師吳汝綸的學生，深得桐城派古文精髓，撰有兩大著作，一是《古文辭類纂箋》，一是《文選李注義疏》。其所著《古文辭類纂箋》用功最深，考釋最詳。此書稿本藏于中華書局，抄本藏于吉林大學圖書館，1997年吉林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向來不知此書寫作時間，趙爽《〈古文辭類纂箋〉寫作時間及特點初探》據《選學綱領附李注略例》（《東北叢刊》1930年第11期）及《文選李注義疏序》等資料推斷此書成書時間為1912?1927年之間，這種推斷不免寬泛（《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賀葆真日記》的刊行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寫作時間，1917年9月24日：“王秋皋邀飲于惠豐堂，座中遇高閬仙，閬仙曰：沈欽韓注有《王荊公集》，求其書而不得。余問閬仙著何書，曰：注《古文辭類纂》粗成，尚未詳校。”這條記錄明確指出了《古文辭類纂箋》成書時間，即1917年。高步瀛在《文選李注義疏序》中也有證明：“民國初元（1912），注姚氏《古文辭類纂》，所注諸篇，互見《文選》頗多，然猶未專事于李注。”通過這幾條材料，可以推測高氏于1912年開始注《古文辭類纂箋》，1917年初稿粗成。

高氏還有《古文辭類要箋證》，吉林省圖書館藏，石印本，十二冊，卷首題“高步瀛，丁卯七月”（1927），該書與《古文辭類纂箋》互為姊妹篇，正式出版于民國十八年（1929）。

《古文辭類纂箋》類似專書辭典，箋釋700余篇，以選篇為單位，按選文中詞句先后為序排列，姚氏《序目》散見各類選文之前，對《序》悉加詳箋，對《目》則詳注各選本選入情況于目下，類下按作者編排，文章選篇悉于各作者之下。而《古文辭類要箋證》則是以篇章為單位，對姚氏《古文辭類纂》進行箋釋。

（二） 交游新證

賀葆真日記中時常記錄高步瀛與朋友喝酒、聚會、吟詩，這比《魯迅日記》記載的要更加詳盡。時間主要集中在1913?1919年（趙成杰《高步瀛學術年譜簡編》，《河北現代學者年譜輯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

如：1913年8月24日：“辟疆為詩社邀余，余不能詩，然欲與辟疆商榷先集事，故亦不辭。到者鄧君和甫，高君閬仙，余皆是前什剎海會賢堂會飲之人。”1913年9月13日：“日前李佑周、高閬仙函邀余明日飲于陶然亭。”1914年9月12日：“請趙湘帆于泰豐樓，高閬仙、尚逢春皆到。”1915年1月20日：“劉仲魯請客于泰豐樓，曰紀泊居、?挹浮、王晉卿、史康侯、蔣性甫、張君立、馮公度、高閬仙諸先生及余，到者凡八人。”1915年11月20日：“鞠如邀飲于都一樓飯莊，有李式忠、高閬仙、王仲武兄弟。”1917年8月1日：“設饌于西四牌樓廣濟寺，請辟疆，邀高閬仙、劉宗堯、張澤如、宗鞠如、伯?，鞠如、澤如未至。”1919年12月15日：“賈佩卿柬招蓮池舊游二十余人飲于東安門外東興樓，亦邀余，未至者四五人，治饌二筵。到者曰劉潤琴、吳士湘、高閬仙、步芝村、尚節之、谷九峰、常稷笙、王仲宣、劉際唐、劉仲魯、鄧和甫、趙湘帆、武合之，王篤恭、邢贊廷，此外有佩卿之友人一。”

《賀葆真日記》中記錄的飲酒諸事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交往，上述提到的人物如李佑周、趙湘帆、尚逢春、紀泊居、張君立、馮公度、李式忠等人都是《高步瀛交游新證》中不曾注意的，綜合之前的史料，我們可以把高步瀛交游分成幾個圈，一是蓮池書院圈，主要是吳汝綸、吳辟疆、尚秉和、傅增湘等人；二是北師大師友圈，主要是陳垣、程金造、顧學頡等人；三是教育部同僚圈，主要是嚴修、魯迅、陳保泉等人。如果按照交流圈考察或許更為生動。

《賀葆真日記》1930年10月27日：“王友三（重民）治饌于忠信堂，餞別高閬仙，以其將赴奉也，曰余往陪，且紹介孫君楷第（子書）。子書，滄縣人，學識淵博，有述作，亦從事圖書館。徐森玉亦作主人，談古幣，自謂能辨別真贗也。”這段記載記述了王重民（1903?1975）、孫楷第（1898?1986）、徐森玉（1881?1971）與高步瀛的交游情況，王、孫與高步瀛早年交往情況由此可知（徐雁整理《賀葆真日記?前言》）王、孫二人同為北師大高步瀛的學生，均于1928年北師大畢業，孫楷第1929年任教于北師大，王重民1929年任教于輔仁大學。1929年出版的《古文辭類要箋證》題簽“森玉先生匡謬”也可想見高、徐二人交往亦不常。

二、 日記文獻特質與檔案史料編纂

日記文獻是記主對個人生活的反映，與記主個人學養與交游息息相關，在檔案史料編纂或科學研究中都有很大益處。但日記文獻亦不可完全相信，在使用時應盡量多重文獻互證，這樣得到的結論才相對可靠。鄒振環在《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中對日記文獻做了詳盡的研究，把日記文獻分為十四類，價值歸納為三點：“一、 日記文獻強調尊重客觀事實，是考訂史實、補正歷史的重要依據；二、 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最好的素材，也是記主內心世界最真實的記錄，因此是研究歷史人物生與的寶貴文獻；三、 日記選材形式的廣泛性，使日記中常常保留了各種問題大量線索，是社會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絕好素材。”日記文獻在考察史實中是一種較為可信的材料，“傳記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查考日記可以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一手資料，但也應該注意日記還有它的局限性。“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還是寫給別人看的？日記是否有其內在的記錄規則？日記是否經過本人或后人的修飾？這些問題，在研究時要特別警惕對待”（徐雁《從翁心存、翁同?日記的對讀探究日記文獻的特質》，《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賀葆真日記》之前不被關注，其所記錄的有關家族史、社會史、文獻史等方面檔案資料未被挖掘，南京大學徐雁先生對此書進行了全面整理，填補了賀葆真研究及其社會史研究的空白，徐雁先生在《賀葆真日記?前言》中談到：“賀葆真所生活的時代，正值社會的動蕩與轉型，他雖非重要人物，但絕不是庸碌之輩，故其日記所包含內容十分豐富，若按主題歸納，其中包括鄉村社會經濟、士紳家庭、傳統文人群體、書院教育的轉變，士紳投身實業的嘗試，各種黨派活動的展開，股票的買賣，直隸和山東土匪的橫行，徐世昌及其幕府的活動，北方桐城派文人群體的生存狀況，政壇變換以及五四運動的旁觀記錄，還有北方社會風俗、地方名勝、北京北部景色的描繪等等。”《賀葆真日記》中保存了大量桐城派古文家的情況，在《前言》中有詳盡的討論，但于其他方面，諸如社會史、經濟史，投資實業、股票買賣等資料有待學者進一步挖掘。

《?葆真日記》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今人了解當時的社會以及人事關系都有很大裨益。謝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中系統討論了如何利用日記，并談到記主與被記述人的關系評價：“學人日記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學者在學術界的地位和他們的交往，同代學人對于同代學人的評價相對較為客觀，而這些評價是可以作為學者定位參考的。”《賀葆真日記》中記述了賀葆真與當時數以百計名流學者的交游，這部分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相信會對民國史相關領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