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鎮(zhèn)淮先生的《司馬遷》寫于1954年，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并于1979年修改再版。后來北京出版社組織出版“大家小書”系列，此書也被收入，季先生的學生夏曉虹為此次出版寫了序言，介紹了此書在材料選擇和行文風格上的特點。這篇序言連同季先生自己的初版《后記》和《再版前言》都收在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這個新版本里（2002年版），對讀者了解作者本身的寫作意圖和主要認識是很有價值的。本文只是從讀者的角度談談自己在多年閱讀《史記》的過程中，再讀季先生這本小書時的一些感受，以期引起大家對這樣一些“小書”的閱讀興趣，進而生發(fā)起閱讀《史記》的興趣。

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講，看多了年來越來越厚的專業(yè)研究書籍，再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時心情是愉悅的，再加上它本身行文的暢達，立時讓人覺得真正的大學者就該把自己的研究精粹這樣點點滴滴地寫出來，讓更多的讀者愿意閱讀經(jīng)典，親經(jīng)典。這樣的工作對非專業(yè)的讀者和專業(yè)的讀者都是有益的，而且是受歡迎的。當然，季鎮(zhèn)淮先生是有這種自覺意識的，正如夏曉虹女士所說：“‘五四以來民化的思潮，經(jīng)由朱自清先生，也給予鎮(zhèn)淮師潛在的深刻影響。無論何時，為盡可能多的讀者寫作，對他來說，都是毋庸置疑的信念。”（《新版序》）因此，在他的行文中，文字的明白曉暢不必多說，已由夏女士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更讓人深有感觸的是這樣一種風格：簡要地說明自己的工作，誠懇地說出自己的困難，而又不吝惜自己的心得體會，周到細致地提示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這些都讓人感受到一種長者之風。大概正是這種篤定從容的態(tài)度使得“大家”的文字具有一種使人脫去功利、沉下心來的力量，使讀者能真正用心體會經(jīng)典作品和作家的情感。

從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司馬遷》的結構來看，這是一部人物傳記與作品評價相結合的評傳，而以傳為主。作者的本意也是要寫一篇司馬遷的傳記，“使這位文化偉人的形象能夠稍稍突出”（《后記》）。這讓我們不自覺地想起了班固的《司馬遷傳》。同班固一樣，本書也全文引用了《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不同的是，季鎮(zhèn)淮先生更強調了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氛圍。因此，他就從人神雜居、家為巫史的時代講到巫史分家的重黎氏，從而引出司馬氏這個史官家世的由來，這樣就把司馬遷自己講的“世典周史”進行了生動有趣的解說，從而把讀者引入一種久遠鮮活的歷史氛圍之中了。之后，他通過引述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梳理了從文、景至武帝時期學術與政治策略的變化，以及司馬談的學術修養(yǎng)和著史的準備工作，這些對司馬遷寫作《史記》都有重要影響。而對司馬遷一生主要活動的描述，他分別選擇了每一個時期重要事件展開敘述，但每個事件又不是列的，而是根據(jù)其所反映的社會狀況的程度有所側重。如在其童年生活中突出了“家徙茂陵”這件事，這是個獨特的視角，通過這件事，將漢武帝的政治壓迫、郭解的故事與司馬遷父子遷入茂陵的緣由交織在一起，讓我們對司馬遷所生活的漢武帝時期的政治情況和社會氛圍有了深入的認識。我們因此了解了司馬遷與他筆下的人物是那樣接，仿佛共同書寫著那個時代的歷史，因而也就理解了他筆端那些情感的由來。當然，關于司馬遷童年時期龍門的地理風貌和漢初學童學字的勤苦寫來也是有趣的。在青年時期，寫得生動明晰的是“二十漫游”，為此他不僅參考了王國維的意見，還考察了秦漢時期的道路交通情況，仿佛在我們面前鋪開了一張大圖，指點著一個個地名為我們娓娓道來，使聽者自然進入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而“扈從封禪”一節(jié)對“封禪”活動的詳細解說、“負薪塞河”一節(jié)對黃河決口治理方法的記錄，以及“為太史令”一節(jié)對司馬遷修訂《太初歷》及古代歷法的介紹，包括書中關于歷史地理、道理交通的描繪，都讓我們感到作者對這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是下過一番工夫的。因此他才深有感觸地說：“《史記》的難處，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國古代文化歷史知識的廣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較廣泛的現(xiàn)代科學知識，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再版前言》）“寫《司馬遷》，對筆者來說，根本上的問題，實在是學力不夠。《司馬遷》是需要也值得研究古代文化的專門家來寫的。”（《后記》）這其中自有作者的寫作甘苦，也有對后來者的期許。在寫到司馬遷著述《史記》階段，他特別引用了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悲士不遇賦》，揭示了司馬遷寫作《史記》時縈回決絕的心態(tài)及其堅持著述理想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季鎮(zhèn)淮先生用了“就極刑而無慍色”和“一個堅持理想的老人”來概括司馬遷的著述態(tài)度，而沒有用我們通常強調的“發(fā)憤著書”，反而更準確地把司馬遷著作《史記》的自覺、自信、忠實和堅毅都傳達出來了。這樣，季鎮(zhèn)淮先生既綜合了已有的材料，又運用自己多學科的知識，對相關史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生動的描寫，并始終注意社會背景與人生演進的結合，使得司馬遷這個堅持著述理想的偉人的形象逐漸樹立在我們面前。應該說，用這樣簡潔的文字，描繪出這樣一個偉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這需要作者能夠舍棄，不炫耀自己的學問，只奉獻自己的心得，在這仰之彌高的巨著面前給我們指示出入的門徑，這些都顯出其溫溫謙和、諄諄善誘的長者胸懷。

從傳記部分來看，季先生充分利用了當時人們對相關問題的考證，尤其是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從學術發(fā)展史上來講，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人們關注較多的一是司馬遷的生經(jīng)歷，二是《史記》的闕疑誤載，還處于從考證轉向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階段，并同時處在人們大力從事文史普及工作的時期。因此，本書既注重利用當時考證的成果，也注重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闡釋問題，可以說是帶有這個時代思潮的印痕。

《史記》歷來是史學和文學研究領域里得到共同關注的巨著，但實際上二者各自使用自己的研究術語和立場開辟戰(zhàn)場，互相之間的交流是比較少的，或者說互相認同的機會也比較少，但季先生的這本《司馬遷》是雙方都認可的。這樣一本為“非專業(yè)讀者”寫的小書得到文史兩個研究領域專家的認可，說明它確實有一種公允從容的氣度，而這種氣度的?得是由于季先生對一些關鍵問題都從文、史兩方面進行了精微的解說。

首先季鎮(zhèn)淮先生對“實錄”的理解很透徹，并結合《史記》進行了細致的闡發(fā)。他找到了《史記》作為一部文史結合的歷史著作的根本原因。他講到“這種實錄精神，就是司馬遷的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出發(fā)點。《史記》所以成為杰出的歷史和文學結合的范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此”（第91?92頁）。就是說從歷史學上講的“實錄精神”與文學上講的“現(xiàn)實主義”，二者本質上是一樣的，或者說有共同的根，因此才能生長出《史記》這樣一棵文史結合的豐茂的大樹。他還認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來自于他繼《春秋》作《史記》的著述理想，他要“通過具體的客觀歷史事實來表明封建社會的全部體系，包括天道觀、歷史觀、道德觀等等”，因此，司馬遷的實錄“是有選擇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實錄之間的”（第94頁）。不僅如此，這種記錄客觀事實的態(tài)度還使《史記》所反映的遠出于司馬遷的主觀意圖之外，發(fā)現(xiàn)了被壓迫人民的是非善惡觀念（第120頁）。而這種實錄精神表現(xiàn)在敘事上，就是既要忠實于客觀事實，又要表現(xiàn)出作者的主觀認識，季鎮(zhèn)淮先生稱之為“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tǒng)一”。當然，這個觀點在本書中還沒有明確表述出來，這是他后來在《〈史記〉人物傳記的性及其敘事特點》（《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中進一步提煉出來的。說明季鎮(zhèn)淮先生對有些問題的認識是不斷深入的。

其次，他提出并闡發(fā)了司馬遷“褒貶尺度的人民性”。他認為《游俠列傳》比較全面地接觸了司馬遷對各種人物的看法，司馬遷大膽歌頌游俠實際是歌頌人民反抗強暴的愿望，由此可見司馬遷褒貶人物的尺度是“直接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與愿望來看道德問題”，他還進一步結合《刺客列傳》《趙世家》《魯仲連傳》和《田橫傳》及反面的《酷吏列傳》等證明，正是漢武帝時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以及司馬遷一生豐富的生活實踐和不幸的遭遇，使得司馬遷具有了褒貶尺度的人民性（第111頁）。這些結論的得出，應該說都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解讀《史記》的傾向，雖然有階級斗爭的意味，但從根本上還是揭示了司馬遷歷史觀念的核心。更為重要的是，季鎮(zhèn)淮先生把司馬遷的“人民性”與具體的《史記》篇目結合起來，使我們更清楚了各篇的主旨和聯(lián)系，如他把《伯夷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等聯(lián)系起來分析司馬遷人民性的來源，是具體而深刻的。這相比于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1948年出版）是一個進步。李長之也講到了司馬遷的“民間精神”，也講到了游俠，認為表現(xiàn)了司馬遷“有些素樸的反抗性”，是“愛封褒貶全由己”的，但只是列舉了現(xiàn)象，沒有進行深透的分析。這固然與李長之充滿激情的行文風格有關，但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在于他所據(jù)以分析《史記》的理論主要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而季鎮(zhèn)淮先生正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文學、史學的大潮中，因此水到渠成地把這個問題延伸到了“人民性”的層次，并從人民性的表現(xiàn)及其來源兩方面進行了透徹的分析。這讓我們理解了司馬遷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本就是當時歷史現(xiàn)實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史記》中的、情感的流露都是現(xiàn)實的客觀反映，這就避免了把司馬遷的情感流露看作是發(fā)一己私憤的褊狹的認識。這就使得李長之講的“浪漫的自然主義”有了充實的內核，證明了司馬遷的褒貶不是全由個人的情感，而是忠實反映歷史事實的必然結果。這些認識在今天看來也無可置疑。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運用確實開拓和深化了文化及歷史研究領域。當時著名的學者像侯外廬、高亨等都從人民性的角度探討過司馬遷的歷史，從而豐富了這一論題，使人們對《史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此外，季鎮(zhèn)淮先生著重從文史結合的角度總結了司馬遷為歷史人物作傳的創(chuàng)造性。首先他認為《史記》“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內容的紀傳體，是司馬遷對歷史學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尤其是70“列傳”，“具體而生動地充實了歷史的內容，擴大了歷史的范圍”（第137?138頁），而這種體例具體地反映了司馬遷的歷史觀是整體的、全民的歷史觀念。然后，他總結出司馬遷主要運用了選擇有代表性的話和事來反映人物特?、互見法、故事化等寫作方法，使他筆下的歷史人物不僅富有個性，而且富有典型性。“這種特殊人物的典型性的創(chuàng)造，不只是突出地反映了個別實有人物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是廣闊地概括了一定社會的某些重要方面，深入地發(fā)掘了一定社會的矛盾”（第131頁）。這就是文學上講的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也是《史記》成為歷史和文學唯一互相結合的典范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使史書的“紀傳”體成為我們所謂的傳記文學，“則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的空前獨創(chuàng)”（第139頁）。這當然也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但季鎮(zhèn)淮先生的思考方法對我們是有啟發(fā)意義的：他從《史記》的獨創(chuàng)性入手，發(fā)現(xiàn)體例的創(chuàng)新代表了新的歷史的出現(xiàn)，并因此帶來了使與形式能夠統(tǒng)一起來的歷史表述方法，而這些方法正與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在表現(xiàn)現(xiàn)實方面是一致的，因而使史書與文學就不可分了。

最后他也分別從歷史學和文學兩個角度對《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加以總結。認為“司馬遷的卓越勞績，就在于他網(wǎng)羅了古今散碎的歷史資料，并使之納入于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從而樹立了自己的歷史觀點和歷史方法，建設了規(guī)模宏大的第一部中國通史，使中國的歷史學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第145頁）。這個總結也是客觀貼切的。誠然，本書在某些問題的闡釋上還帶有階級斗爭的色彩，比如，他對司馬遷的道德觀的看法反映出階級對立的觀點，這使他不能從統(tǒng)一的角度認識司馬遷的道德觀。即司馬遷對統(tǒng)治者與民雖然有不同的態(tài)度，但是他判斷仁義的尺度還是一致的，他不是否定一種仁義觀或肯定另一種仁義觀，而是希望從中樹立一種大家共同認同的仁義觀。

當我們把傳記部分與評論部分結合起來再看時，我們領悟到司馬遷真正偉大之處不僅在于創(chuàng)造了《史記》這部巨著，而主要在于他歷盡艱辛仍然能夠堅持自己的著述理想，忠實、客觀、全面地總結了三千年來的歷史。正如作者自己一再提示給我們的：“司馬遷對戰(zhàn)國、秦、漢史即他那個時候的代和當代歷史的‘實錄精神，他重視實踐和堅持著述理想的精神，以及他把歷史學和文學巧妙結合起來從而開創(chuàng)紀傳體史學和傳記文學的創(chuàng)新精神，這三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欣賞司馬遷的文章，而忘記他寫文章的基本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司馬遷的文章的價值的。”（《再版前言》）

最后還想多說一點，季鎮(zhèn)淮先生自己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司馬遷、韓愈、龔自珍三位作家，雖有相關的研究論文，卻最終以人物傳記的形式介紹給更廣大的讀者，如《司馬遷》《韓愈傳》，以及為自己的兩位老師聞一多和朱自清編寫的《聞朱年譜》。作者自己說“人物傳記基本上是屬于歷史科學的范疇的”。可見，季先生更愿意把自己有深入了解的人物用歷史傳記的形式保存下來。這不僅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歷史傳記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當代人物評傳創(chuàng)作的有益實踐，表現(xiàn)了季先生治學的旨趣。此后，肖黎、黃新亞、張大可、許凌云等都寫過《司馬遷評傳》，多少都受到季先生這本小書的影響，可見其對專家學者的啟發(fā)意義。希望有更多大家寫出更多這樣的“小書”，引領我們欣賞經(jīng)典那不衰的魅力。

[基金項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清人文集《史記》評論資料類編與研究”（12YJA75107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