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伊琳娜（755?803年）是拜占庭帝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皇。780年偕子攝政，797年獨立執政，統治帝國計23年。后世論者甚至認為，其統治開啟了帝國從衰落走向復興的重要時期。在男權統治下的拜占庭社會，一位女性何以能夠從偕子攝政轉而成為帝國的全權統治者，這是值得探究的話題。本文通過對6至8世紀拜占庭立法原則變化的分析，探討該時期拜占庭女性權利和地位的提升，進而探究伊琳娜稱帝的法理依據。

關鍵詞：羅馬?拜占庭法；伊琳娜；《法學階梯》；《法律選編》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1.005

中國唐代武則天稱帝的一個世紀后，拜占庭帝國伊蘇里亞王朝（717-802年）的皇后伊琳娜（Irene of Athens）以陽性名詞“Basileus”自立為帝（797?802年在位），成為拜占庭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皇帝。拜占庭史學家任西曼（S. Runciman）曾評價，“伊琳娜決定獨自統治帝國，這是一次創舉。在法律文件中明確稱其為皇帝；伊琳娜并沒有僭越法律”。關于伊琳娜稱帝的原因和依據，學界已從伊琳娜個人能力、社會環境等方面做出闡釋；偶有提及法律因素者，但未見深入論述。拜占庭是一個強調規范的社會，法律在其社會發展和帝國演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見，從法律視角探討伊琳娜何以稱帝頗具合理性。本文即由6?8世紀羅馬-拜占庭法律原則演變的角度入手，結合該時期核心史料塞奧法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約758?817/8年）的《編年史》（Chronicle），探討當時拜占庭法中女性權利和地位提升對伊琳娜稱帝的作用。

一、男權至上的羅馬?拜占庭法

自古羅馬時期以來，家長權一直是社會基層組織的重要環節。這項權力處于男性的控制之下，是男權至上的典型體現。這項權力一直延續至拜占庭時期，并且在法律中有嚴格的規定。羅馬帝國早期的《蓋尤斯法學階梯》與查士丁尼時期的《法學階梯》都強調了家長的這項權力：

我們在合法婚姻中生育的子女處于我們的支配權下，這是羅馬市民特有的法。實際上幾乎沒有其他人像我們一樣對自己的子女擁有支配權。

你和你妻子所生的子女處于你權力之下。同樣，你的兒子和他的妻子所生的子女，即你的孫兒女，也處于你的權力下。你的曾孫以及你的其他卑親屬亦同。

在這種強調家長權的法律體系下，女性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首先，母親對子女的監護權受到了約束。其次，女性沒有收養權，只有在親生子女喪亡后，才可得到皇帝的恩惠實行收養。第三，女性無權獨立訂立契約。第四，女性不可指定自己的家外繼承人，對子女不擁有支配權。

除此以外，按照羅馬法規定，婚姻中妻的地位，等同于女兒：“婦女以信托的名義與自己丈夫實行買賣婚，盡管如此，仍處于女兒的地位；因為妻子無論因何原因而處于夫權之下，均被認為獲得女兒的權利”。女性不得與奴隸通婚，嫁與奴隸的女性自然成為奴隸，她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隸，“那些不顧奴隸主人的意愿和告誡而同他人的奴隸結合的婦女，根據《克勞迪元老院決議》，將變為該奴隸主人的女奴”。

盡管到了查士丁尼時期，對女性權利的抑制有所松動，一些立法較前朝法律有些許進步，但在實際執行中未必能夠完全落實。因此，在早期拜占庭社會中，女人涉獵的領域仍受局限，“婚前，大多數時間，女孩都呆在家中；如果想外出參加一些社會活動，諸如教會服務，則必須在父母、親屬或女仆的陪同下參加”。而且，在拜占庭人看來，“女人不應經常出入男人常出席的場合，也不應涉足男人的領域”。在此情況下，女人不能參政，亦不能掌權。當然，查士丁尼（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的妻子狄奧多拉（Theodora）與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4年在位）的妻子索菲婭（Sophia）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帝國政治且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狄奧多拉參政源于丈夫的寵愛；索菲亞則因其丈夫患有精神病而行輔助其統治之事。因此，早期拜占庭的皇室女性只能以男性配偶的身份參與政治，不能獨立主導政治進程。這種情況，到伊蘇里亞朝統治時期（Isaurian Dynasty，717?802年）發生了改變，而直接反映這種改變的，是利奧三世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所編定的《法律選編》。

二、《法律選編》對羅馬法的修訂和提升

《法律選編》（Ecloga），亦音譯為《埃克洛加》，是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編定之后出現的第一部完整的、以希臘文編撰的法典。

拜占庭歷朝皇帝既注重沿襲前朝律法，也注重結合本朝實際情況對前朝法律加以刪減修訂。查士丁尼認為，他所整理公布的全部法典，已經集成了古羅馬以來歷朝歷代所行并適用于當時的一切立法原則，此后不需要再行編撰法典，只要隨著帝國所面對的形勢變化頒布“新律”即可。而且，查士丁尼所?撰的法典完全以拉丁文本的法律原典為基礎，直至其《新律》（Novels）才開始使用希臘文本。隨著帝國希臘化特征逐漸加強，“620年時拜占庭帝國中講拉丁語的人口已不到十分之一”，以拉丁文本的羅馬法已不適應8世紀初拜占庭帝國的實際需求。于是，伊蘇里亞朝皇帝利奧三世與君士坦丁五世主持編纂了《法律選編》。該編“摘錄自查士丁尼的《法典》、《法學匯纂》、《法學階梯》和《新律》，致力于實現查帝法典的希臘化，同時，也添加了基督教中特別強調的‘仁愛原則”，并在許多方面吸收了新進入巴爾干半島的斯拉夫民族慣法的因素，對查士丁尼時期的羅馬法做了必要的修訂。這些修訂體現了拜占庭立法文化的包容性。

受4?6世紀民族大遷徙的影響，以斯拉夫人為主體的北方族群自6世紀末開始大批涌入拜占庭帝國境內。隨著斯拉夫人在巴爾干半島上的逐漸定居，一方面他們逐漸被希臘文明同化，另一方面他們所帶來的古樸斯拉夫人慣法卻滲透到拜占庭社會生活之中。為使新移民與半島上希臘文化的原住民族間和共處，拜占庭皇帝不能不在新頒布的法條中吸納新來居民的慣法，至少努力做到對原有的羅馬法原則“盡量限制其適用范圍”，故8世紀立法有了一些較此前立法更具有兼容性的規定。

在涉及女性的權利方面，斯拉夫人慣法強調：“婦女作為母親的角色和爐灶的維護者，在家中擁有相當的權利”，“若孩子拒絕她（母親）留在家中，而她卻想留下來同孩子生活，那么應按她的意愿辦”，“母親可以把財產留給某個喜愛的兒子，如果兒子都對她不孝敬，可把財產留給贍養她的女兒”。而《法律選編》中也出現了如下一些不同于查士丁尼立法原則的條文：

如果任何男人帶一個自由女人進入家庭，委托她管理家務并與其同居，則應與她形成口頭婚約；如果以其沒有孩子為借口將之驅逐，那么她除擁有自己的財產外，可接受丈夫財產的四分之一。

如果妻子為丈夫提供嫁妝，丈夫蒙受損失或對國家或個人負債，然后去世，國家或個人均不得進入其家宅強行掠奪，而必須待妻子的嫁妝被交還給她后，債權人可按比例瓜分剩余物。

在無遺囑死亡情況下，如果死者（丈夫）無親屬但有妻子，她應繼承財產的一半，其它則歸屬國家。

伊?里亞朝制定有利于女性的相關法條，也融入了北方草原地區民族如卡扎爾人的因素。這可能與帝國外交中的聯姻政策有關。希拉克略朝（Heraclian dynasty，610?711年）晚期和伊蘇里亞朝時期，帝國為穩定周邊環境，經常與新進入地中海文明圈的草原民族和斯拉夫族群成員聯姻，于是出現了幾個具有“蠻族”背景的皇后，如希拉克略朝末代的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和伊蘇里亞朝君士坦丁五世的妻子都是卡扎爾新娘，因此，君士坦丁五世之子利奧四世也被稱為“卡扎爾人”。兩位皇后顯然也將本族俗引入拜占庭，并使之延續。據考察，在卡扎爾女性進入拜占庭皇宮之前，拜占庭并無為皇子“選妃”的傳統，而自君士坦丁五世與卡札爾公主伊琳娜（Irene of Khazaria，卒于約750年）聯姻之后，帝國開始有了為皇子“選妃”的程序。這一草原游牧民族的傳統俗在8世紀末至10世紀成為帝國皇室為皇位繼承人選擇新娘的合法程序，而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780?797年在位）的妻子瑪利亞（Maria of Amnia）即是據此遴選的。納入拜占庭人法學視野的，不限于為皇子“選妃”這一傳統，其中還包括一些有利于提高女性至少是皇室婦女在家庭中權益和地位的因素。當然，由于缺乏具體的資料，目前尚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

為適應于新的社會環境，伊蘇里亞王朝的利奧三世與其子君士坦丁五世有意識地在新法典中融合了斯拉夫人的慣法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俗。新編成的希臘語法典《法律選編》更加突出了基督教的等觀念和“愛人”的精神，而在女權問題上，妻子的獨立性、夫妻的等性及財產分配的公性等，都較查士丁尼時代的相關規定有所改進，這成為伊琳娜日后稱帝的法律基礎。

三、《法律選編》中的女權??伊琳娜稱帝的法理依據

（一）婚姻中的等：伊琳娜稱帝的前提

《法律選編》在家庭關系和性別等方面的相關規定，超越了查士丁尼時代所總結的古代羅馬法，對家長權下女性的相對獨立意志表示了些許尊重。首先，在簽訂婚約的程序中，新法典強調了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如“若男女已達到法定年齡，即男子15歲、女子13歲，雙方渴望并獲得父母同意，他們應以契據或口頭形式簽訂協議”；“經訂婚雙方同意、父母和監護人同意，七歲及以上的孩子可以簽訂婚約；如果婚約雙方當事人依法訂婚，則不視他們為禁婚的人”。因此，子女雖處在家長權的控制下，但婚事的達成與否最終取決于他們的自我意愿。從法律角度觀察，雙方“渴望”和父母“同意”則表示妻子從最初的唯父制、唯夫制轉變為夫妻的共同商議和參與、也考慮到了婦女的意向。妻子在家庭中擁有了與男性家長同等的話語權和對子女的監控權。這可以稱之為羅馬法的新起點，而且“這項規定也保留在后來的立法中”。

《法律選編》還借用《圣經》中的典故，突出強調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與“查士丁尼法典”不同之處在于，《法律選編》制定了從訂婚伊始即必須履行的系列規則。首先是保護雙方締結的婚約。婚約是具有法律意義的契約文件，不可輕易放棄：“如果男子已提供定金，但意圖取消婚約，則應沒收其全部定金”；“如果男人簽訂了書面婚約，同時他決定悔婚，他將按照書面合同的相關條款賠償女子”。當然，針對男子意欲悔婚卻不愿損失財產借故推遲婚期，法律也有所規定。若男女訂婚，因男子反感或任性而推遲婚期，女子必須等待兩年；然后可要求男子履行婚約，如他順從，“諸事順成，否則女子有權嫁給她喜歡的人，并從前訂婚人那里帶走屬于她的東西”。這就減低了男子單方面悔婚的隨意性。在涉及女性財產即女子對自己嫁妝的掌控權方面，法律規定：“書面婚約以書面協議為基礎，提供妻子嫁妝”；“如果丈夫第二次結婚，他得不到前妻的任何財產”。由是觀之，伊蘇里亞王朝時期，女人在家庭中的身份不再是丈夫之女的身份，她們的身份日趨獨立，其財產權的獨立性也得到了保證。這就為伊琳娜稱帝提供了一般法權觀念方面的基礎。

當然，夫妻之間的感情因素也會影響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伊琳娜本人而言，其身世與丈夫利奧四世（Leo IV，775?780年在位）相似，曾經很受夫君寵愛，但兩人政見（特別是在宗教爭端問題）不同，最終反目。據塞奧法尼斯記載：“在大齋節期間，利奧四世在妻子伊琳娜的枕頭下發現了兩枚圣像，看到后，他著手調查，發現宮內宦官??皇宮司門官（Papias）及其它宮內人員均持有圣像；他對他們進行拷問和懲罰。對其妻子，予以嚴厲斥責……他忽視她，并不再和她保持夫妻關系”。即便夫妻反目，利奧四世卻不能與伊琳娜離婚，這也是受限于法律規定。

有學者認為，始自建城時期，羅馬人就強調“一夫一妻”制；但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后，這更成為神圣不可褻瀆的原則，甚至離婚行為也被教會所嚴格禁止，因《圣經》強調“上帝使他們結合，不應把他們分開”。因此，《法律選編》根據基督教會的相關規定，強調只有在“妻子通奸，或她以任何方式暗算他，或者她是一個麻風病患者”的特定條件下，才許可離婚。而且，作為皇室婚姻，伊琳娜是通過嚴格的“選妃”程序，并被加冕為“奧古斯塔”（Augusta，即與奧古斯都??皇帝權，有資格參與國政的地位），而后才與利奧四世正式大婚。因此，雖然伊琳娜與其夫君利奧四世信仰不同、政見有異，但只要她恪守為妻之道，利奧四世就沒有理由離棄她。況且，皇室成員的婚姻是處于公眾監督之下的，皇帝婚姻的穩定，也是國之根本。

作為皇室成員，伊琳娜自加冕為“奧古斯塔”起，就在皇室家庭中享有與其夫君利奧四世幾乎同等的權力和地位。她的加冕禮之后，“元老和他的侍從退出……在皇帝的御座旁邊，為新加冕的皇后準備了新加的御座，整個朝廷的官員都來拜見他們”，“加冕禮給予了皇后等的主權，她甚至可以參與政事”。日后，利奧四世發現伊琳娜在宮中培植了大量親信，遂對伊琳娜的權力過大感到擔心和恐懼。盡管如此，他卻沒能予以有力的反擊，這可能是由于他尚未有所行動就英年早逝。但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根據拜占庭帝國的皇位繼承原則，在利奧四世健在的情況下，伊琳娜不可能取而代之、執掌帝國權力，而且其所謂“親信”也只是在維護圣像崇拜的問題上對她給予支持和同情，并不可能對利奧四世的統治構成根本性影響。何況伊琳娜進宮后并無培植親信、伺機謀權之舉，所以，利奧四世不能僅以“圣像事件”為由就向伊琳娜發難。

顯而易見，《法律選編》中的“一夫一妻”制捍衛了伊琳娜在宮廷中穩定的地位，而“夫妻等”原則與“選妃”制度則為伊琳娜參與政事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圣像事件”后夫妻離心離德不過是伊琳娜由宗教信仰訴求轉向追求權力的動因，而利奧四世的突然離世則為其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契機。

（二）監護權的等：伊琳娜攝政的法律依據

羅馬法中婦女無監護權的規定一直持續到查士丁尼時期。查士丁尼法典中對于監護人的資格認定，似乎沒有明確提到性別問題，但其對于“宗親”的定義，無疑強調了男性的絕對權力。

監護是市民法所賦予和允許的、對自由人所行使的權威和權力。

家長得立遺囑為那些在他們權力之下的未成熟的子女指定監護人。

在未以遺囑指定監護人時，依十二表法的規定，應以宗親為監護人，稱“法定監護人”，宗親是通過男性即通過父親而相聯系的……通過女性而相聯系的不是宗親，而僅僅是自然關系上的血親。

任西曼強調，“在伊琳娜之前，監護者似乎并不包括女性”。《法律選編》中，則對相關規定做了明顯改動：“如果丈夫先于妻子而死，且留有子女，妻子將以家主身份監管她的嫁妝和丈夫的全部財產”。這一規定說明，在伊蘇里亞王朝，夫妻已基本擁有監護方面的等權力。新法典還引用《圣經》文字，強調了父母同尊的理念：“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使徒保羅也說，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從母親與子女的關系看，一方面，法典強調母親具有監護和管理的雙重權力；另一方面，強調子女要絕對服從母親的監管，并要孝順和尊敬母親。母管子、子孝母不只是法律文本和宗教理念的體現，在實踐中，伊琳娜得以監管帝國即受益于此條法律。

從伊琳娜的個案來看，皇帝利奧四世去世后，其全部遺產（包括皇權）本由其子繼承，但由于當時繼位者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780?797年在位）尚未成年。作為母親，伊琳娜是嗣君的合法監護人，順理成章成為攝政者。因為，拜占庭人認為，“如果皇帝去世，留下作為共治皇帝的孩子繼位，皇后作為其子的監護人，有權力以他的名義攝政”。這無疑是民法中母親監護權在政治中的體現。《法律選編》明確強調了母親對孩子的權力：“孩子們不得取代其位置或向其索要?產，而是要遵從上帝旨意，對她給予絕對的孝順和尊敬”。伊琳娜正是利用這種監護權行使政治權力，繼而塑造其作為統治者的形象、鞏固其政治地位。如在當時發行錢幣上，正面即為她與君士坦丁六世的肖像，然而代表統治權的她手持著權力球，這無異于明言自己才是帝國的真正掌權者；又如外國使者朝貢時，必須首先拜見她及其寵臣、然后才能見到幼帝；再如她自行指定君士坦丁六世的配偶，亦不需征求兒子的意見……上述種種都是她擴張自己政治權利的方式。君士坦丁六世發現母親意圖謀權時，盡管他采取行動進行對抗，卻未褫奪伊琳娜的權力，甚至沒有逼使她交出藏匿于宮中的部分國庫黃金。雖然，一些學者將君士坦丁保留伊琳娜的共治帝位歸因于其性格懦弱，但筆者認為，君士坦丁的行為背后，無疑隱現著民法中“子孝父母”的原則以及對監護人的服從與畏懼。此外，根據新法典的相關規定，利奧四世死后，除可收回其全部嫁妝外，伊琳娜還可保留婚前夫家所贈予的財產（此項不計入丈夫遺產之內），而君士坦丁六世繼承的只有父親的財產。由此，不難看出，在伊琳娜私藏的黃金中，必然有大部分屬于自己的嫁妝和婚前的夫家贈予，這也應該是君士坦丁六世不愿也不能深加追究的原因。

（三）繼承權的等：伊琳娜稱帝的法律依據

伊蘇里亞王朝的立法延續了查士丁尼時期的原則，承認在繼承家父財產和人格權力方面，男女繼承人是等的：具有法定身份者，即男系卑親屬，無論男女，一律可以按親等的遠，主張在無遺囑情形下的法定繼承權，不得因其不具有姐妹所有的父系血族權利而將其排除在外。對于家主母，即男性家主的合法妻子，“查士丁尼法典”給予了相應的特權，不問其是否生育子女，亦不問其生育子女多少，家主母都可享有死去子女之財產的法定繼承權。《法學總論》中更強調：把母親列在所有法定繼承人之先，并使她不受任何扣減而繼承子女的遺產；除非被繼承人遺有兄弟姐妹??不問其是否同父所生或僅有血親權利。母親（家主母）在繼承順序上的優先權，成為伊琳娜能夠合法繼承君士坦丁六世財產的法律依據。

而且，查士丁尼所強調的繼承者親疏序列，也把家主母置于重要地位。如在《新律》118號和127號文本中，他廢止了宗親繼承制，承認了血親繼承的合法性，這應該與查士丁尼本身的出身背景有直接關系。如果嚴格按照古羅馬法的“宗親”原則，他是不可能繼承其舅父的皇位的。但羅馬的收養規則，可補充該“宗親”法則的不足。具體講，查士丁尼所強調的法定繼承順序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為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親屬，即死者的子女、養子女和他們的子孫；第二順序繼承人，是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尊親屬，全血緣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第三順序繼承人，是被繼承人的半血緣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其他旁系血親為第四順序繼承人。”因此，從繼承順序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是各種繼承方式的主要形式，而長子繼承制則居于主導地位。在皇室來說，若無男性繼承人，“為了保證血親繼承和不使皇權旁落，常輔以女兒繼承、姐妹繼承、遺孀繼承等繼承方式……”不難看出，拜占庭允許有真正皇室血統的女性繼承皇位。

因此，在法理上，作為皇室成員的伊琳娜，在其丈夫利奧死后，可根據《法律選編》夫死妻繼的監護制度，作為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監護人參與國政大事，監管其子與帝國；在其子死后，若沒有其他皇室成員可以繼承帝位，甚至可作為尊親繼承兒子的一切權力與財富。但是，在傳統上，一般而言，對于逝去者的繼承，“第二順序男性繼承人仍然優先于第一順序女性繼承人”，顯然，伊蘇里亞皇室的其他男性成員也可根據傳統，宣稱自己享有同等的帝位繼承權。權力之爭的大幕也由此開啟。

780年，君士坦丁六世沖齡踐祚，身為凱撒的宗親叔伯們勢力強大、覬覦皇位。伊琳娜在其攝政第一年，以強力的手段鎮壓了叔伯的叛亂，并將這些覬覦皇位者及其家眷送進男女修道院、斷其生育繼承人的可能性。“791年，她又不失時機地利用凱撒們的叛亂，借兒子之手，刺瞎凱撒尼基福魯斯，其他凱撒則被割舌”，從而為自己登上權力的巔峰掃除了障礙。尤為殘忍的是，為了獨立執政，她甚至將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眼睛刺瞎。于是，依據拜占庭帝國皇位繼承的慣例??“身體殘缺的人不能繼承帝位”，君士坦丁六世被永遠剝奪了問鼎帝國最高權力寶座的可能性。可能影響伊琳娜繼位的最后一位帝國皇室成員，是退隱于修道院的安蘇薩（Anthousa，757?809）。此人是君士坦丁五世之女、利奧四世之妹。本來她有權承嗣大統，而且在與兒子共治期間，伊琳娜也“通過多次懇求，頻繁慫恿這位皇室長公主與她聯系、與她共治，但公主拒絕參政”。在既無子嗣繼承皇位、又無皇室血脈入承大統的情況下，伊琳娜稱帝完全符合《法律選編》規定，即在無遺囑繼承情況下，若沒有親，夫妻可相互繼承（其中含財產繼承和人格繼承）。

即便法律上對于女性執政并無明確規定，伊琳娜能夠以“皇帝”身份管理國家也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執政期間，伊琳娜揮金如土，對外通過納貢來維護與阿拉伯世界的和關系，對內則以重金或禮物籠絡百官、并以社會慈善活動籠絡社會下層人士。所需資金，并非完全依靠?庫，也有一部分來自她豐厚的私藏。而這些資金也是通過合法途徑積累所得，其中既有繼承丈夫的財產與夫家的婚前饋贈，也包括其嫁妝。

按照《法律選編》的規定，伊琳娜可以繼承其夫財產的四分之一：

如果丈夫先于妻子而死，且無子女，妻子的全部嫁妝將歸還給她，丈夫財產的四分之一為她所用，其它部分給予丈夫遺囑指定的繼承人，如無遺囑，則給予其親。

伊琳娜的另一筆財產，是其夫君生前沒收的5萬磅黃金。這筆黃金相當于帝國約兩年的收入總和，是君士坦丁五世交給塞奧法尼斯用以贍養自己第三任妻子尤多希婭（Eudokia）及其子女的。這“超出他給利奧四世所留的遺產，利奧發現后很快將其充公”。由于，在直系子女的財產分配方面，《法律選編》強調公的原則：

每一支系的子女可以取得他們父母或祖父母的部分而不受減損，假定一支只有一兩個子女，另一支有三四個，那么一兩個子女的一支取得遺產的一半，三四個子女的另一支取得另一半。

由此看來，利奧沒收其財產無疑是合法的，換言之，伊琳娜所繼承的這5萬磅黃金也屬合法財產。

伊琳娜可動用的第三筆錢財，是自己的嫁妝。《法律選編》規定，女子結婚前，“男人同意繼續保存妻子的嫁資不受損，且在此基礎上他可能會增加一些嫁資；應有兩份同等效力的協議，一份規定妻子的嫁妝，另一份規定男人送給妻子的聘禮，這份婚前禮物不記入到男方協議內”。據伊琳娜初入皇宮時受到的隆重接待分析，婚前利奧四世送給妻子的禮物應該為數眾多。而她自己掌握的嫁妝，當然有相當部分來自她母（父）家的陪送。雖然伊琳娜自幼失去雙親、由其叔父（一位希臘將軍）收養，按照相關規定，“任何人通過收養或自權者收養的方式被人收養的，同在合法婚姻關系中出生之子相同”。因此，其叔父顯然應該履行收養人的義務，贈予她與身份相稱的陪嫁。

四、結語

在拜占庭歷史上，男性的主導地位與女性的附屬地位常被認為是社會中兩性關系的基本形式。對女性的壓制似乎是拜占庭人一慣的態度，然而，“婦女所扮演的性別角色并非都由女性的生理所決定，而是由社會文化所規范的”。經歷過長期的民族大遷徙和移民拓殖運動，拜占庭文明的復合性使帝國的社會環境日趨開放、女性地位逐步提升，日益參與到公共事務中。新的個案研究即表明，當時“底比斯人團體活動的記錄表明女人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社會活動的”。

在此背景下，伊琳娜參與公共事務極可能被當時社會所接受。同時，拜占庭帝國一向重視法律，法律的“作用遠大于元老院和吉莫，皇帝雖然是最高的立法者，但法律權威要高于皇權”，特別是到伊蘇里亞王朝時期，利奧三世強調，“皇帝的責任就是維護《圣經》的尊嚴、教會法的尊嚴和羅馬法的尊嚴”。拜占庭皇帝對法權的重視使帝國上下均按照法律制度處理國家事務和私人事務。伊琳娜嫁入皇室，即有機會以皇帝之妻（奧古斯塔）、皇子或幼帝之母的身份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羅馬?拜占庭法尤其是《法律選編》中有關婦女權利的新規定廣為民眾所接受，無疑為伊琳娜稱帝提供了法律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伊琳娜在稱帝后頒布了“新律”（the Novels），“禁止第三次和再次婚姻，宣布它們是非法的、卑劣的”。事實上，借此立法，她否認君士坦丁五世第三次婚姻的合法性，也將其兒子君士坦丁六世第二次婚姻裁定為“非法婚姻”，否定了此類婚姻期間所生育子息的合法身份。于是，盡管“君士坦丁五世第三任妻子的孩子??凱撒們屢次暗算她”，但卻未能撼動其地位；在與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斗爭中，她也借用了法律與輿論武器，使之被人民所背棄。可見，伊琳娜善于利用與操弄法律以確保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