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株洲市公布了義務教育階段招生與中考、中招系列方案。

最為人所矚目的兩大看點，一是不再招收擇校生，二是指標生招錄不再靠學校推薦。

以往中招，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考不上好高中的初中生，只要家底殷實，掏一筆錢便可以擇校生名義錄取。又或者，有點關系門路的學生，甚至可以擠壓掉真正優秀的學生。基于此，此番中招改革，著重對這些有礙招生公的政策進行梳理，其實也正是捍衛每一個學生的等受教育權。

當然，廣義上而言，學生不可能都享受同等質量的高中教育，受資質影響差異，按照分數段錄取以及學生志愿分配各個學校，也是通常的做法。但無論何種客觀原因，在錄取門檻前的機會均等，是教育機制應當保證的。這也就是說，即使一個學生，學習成績一般，但讀不了好高中，只能歸結于他自己不努力，從教育機會來說，他仍有這份權利。而不是諸如擇校生一類，有錢就能上好學校，扭曲了均等的機會。

陽光中招，的確是一大進步，也是對學生走出義務教育階段后所進行的第一堂社會教育課。如何給他們一個公公正的環境，讓他們感受到權利的均等，這也正是塑造公民品格的重要一面。譬如過去那種，學生一考完，家長忙得團團轉，忙找人，忙塞錢，不也正是對學生的一種另類言傳身教？當信實力變成了信灰色人脈，高中教育又能給學生們帶來些什么呢？

擇校生、指標生對個體而言，可能確實起過正面作用，但整體上，這一制度的效果是欠佳的。在古代，擇校生可以說是監生，即考不中科舉的考生想做官，一是靠家族子弟推薦進國子監，二是通過出錢的方式進去。取得監生身份便能當官，監生大多非富即貴，但能力一般，著名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吝嗇鬼嚴監生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指標生，在古代的對應體即是察舉制。漢代實行這種機制，搞到后來，民謠卻唱“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唐代還保留了部分推薦制，結果弄的很多文人去終南山隱居作秀，都試圖走所謂終南捷徑，但大多是東施效顰。

以此而言，缺乏公的教育選拔機制，運行初期，雖無大礙，甚至也可能選拔出一些人才，但長久下去，沒有透明的監督機制保障，所選拔的人難免泥沙俱下。而對一所學校而言，如果不符合其教育定位的學生涌入過多，也正是對其他正常途徑入學學生的教育資源的一種侵占。君不見一些高中，口子越開越大，后門越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