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學習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心得體會

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規格高，說明中央對城市發展高度重視，指明了未來城市發展的方向。會議主要強調了城市功能定位、當前城市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為解決當前發展存在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作出了深層次的探索。會議指出以科學發展、創新發展為未來城市的發展主題，同時要積極探索和解決時下多數城市發展均存在的“城市病”問題。

城市是創新創業的核心載體

城市是人才集中、物流、信息流的集散中樞。此外，城市還是金融資本集聚的地方，因此城市在當前的經濟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帶動城市以外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和動力來源。在當前經濟轉型時期，新常態下，城市依托自身所具備的優勢必然擔當起創業創新的核心載體。當前，新的發展動力要靠創新，而城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了空間和臺。創新必須靠城市，人口的高度集聚才能產生激蕩，才能迸發創新的火花，也能提供廣闊的市場。所以，在經濟轉型升級和促進創新創業、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的關鍵時刻，重申城市建設的關鍵作用，指明城市建設的戰略性方向，就是為了改革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和深層次的動力，為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和升級成功提供著力點。

現代化城市需具備以下特征

以往的城市發展中，有的地方為了盲目追求gdp考核指標，往往在城市發展上片面強調城市發展規模和速度，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累積起了鋼筋水泥森林，不僅造成了財力積累的浪費，甚至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財政嚴重透支，盲目發展的結果是大規模的出現“鬼城”、“死城”現象。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城市發展重要性的同時，提出從速度型城市建設轉變成質量型城市建設，各地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需要把握合理的維度，是這次會議的亮點之一。

城市建設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也是發展理念的重大改變。中國經濟要想可持續發展，必須要靠創新，而創新中必須靠城市更好地聚集人才。所以城市的發展水決定了創新水，中國創新的水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水。未來城市發展要注重城市發展的現代化，具備現代化發展的城市需具備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政治現代化，即擁有高效的行政機構、高水的管理手段以及科學的決策系統和民主監督手段。

二是經濟現代化，城市經濟功能全面、產業結構合理、對外交流活躍、經濟主體富有創新能力。

三是基礎設施現代化，即具有便捷通達的內外交通、高效優質的通訊服務、充足的水電供給、良好的廢污處理和可靠的防災系統。

四是環境的現代化，即自然環境現代化和人工環境的現代化，注重環境的承載能力和歷史傳承。

五是居住方式的現代化，即城市能為市民提供高質量的居住條件，保證其舒適、安全、私密性和服務方便。

六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城市具有高質量的科研機構并擁有相當規模的科技人員;有充足穩定的科研投入和發育良好的科技市場;能追蹤、引進和吸收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不斷擴大。

七是社會的現代化，即城市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并相互相成，互為促進。

八是文化的現代化，即形成富有地方與民族的城市文化，并具有積極的擴張力和強大的吸引力，能影響市民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不斷得到提高。

九是教育的現代化，擁有完善而先進的教育設施、發達而全面的教育體系，尤其是具備一流水準的高等教育和普及深入的職業教育。

十是人的現代化，即城市居民的觀念和素質的現代化。為城市持續發展提供智慧源泉。

城市發展要注重百姓參與

推動公眾參與城市建設，實現得到人民認可的“人民城市”，是本次會議的另一大亮點。市民參與城市建設決策是城市發展思路的進步，是城市發展中貫徹和實施“以人為本”精神的重要方式。無論過去還是未來，城市建設仍然是政府主導，而如何尊重居民的主體性是未來城市建設中需要考慮的問題。過去的城市發展決策者往往追求政績工程，“土地財政”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人本精神。城市發展需要進一步關心百姓所在乎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職業教育”等問題，以及如何均等化的市民待遇問題。未來城市發展水要想真正提高，就必須讓更多的市民來參與管理城市，真正實現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鼓勵市民和社會組織更多參與到城鎮化治理，才能切實提升城市的管理和運營水。當然，各級政府在實踐中真正踐行這個理念還需要一個過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百姓城市”，說明黨的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注意以往城市建設和發展方向存在的問題，并以“百姓城市”的思路和方法，對以往偏離的方向在未來的城市發展中加以糾正。

【2】學習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心得體會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對這一事件的深挖、問責，盡快公布調查結果之外，如何舉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應該是題中之意。

顯而易見，于昨天結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不會是專為深圳而開。但因著深圳的事故，我們對“城市工作”會有更直觀的感性認識。

畢竟，上一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還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這可是個大新聞。

論

把單項工作提高到中央層面來開會，或首次升格、或時隔多年后重開，本屆中央已經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團、統戰;后者，如文藝。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被本屆中央高度看重，認為不是某一系統、某一部門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總體的角度來看、來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會議，對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城市也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的“火車頭”;“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換句話說，這個“城市工作會議”，不僅是事關城市管理、城市規劃等的狹義“城市工作”，更是從全局、系統的角度來看城市。與此相對的，就只有“農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每年都開。

37年后召開此會，更加具備現實因素的是，城市現在還“病得不輕”。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島叔都會在三杯過后，推心置腹地跟當地的朋友說，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圍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對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開車，堵;地鐵公交，擠。車開得多、周圍工廠和建筑工地開足馬力，霾;超市買個東西、醫院看個病，等。住遠點兒，累;住點兒，貴。地鐵乞討走到面前舉個碗，煩;看見城管呵斥小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現在還多出要擔心垃圾哪兒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對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關心。

城市病，癥在表層，疾在腠理。沒有歸屬感的城市，來自于異地的陌生感;異地的不融入，也因為房價、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沒有戶口的城市漂們如此，沒有話語權的進城務工人員們更是如此??他們的背后，還有留守兒童、撂荒的土地、空虛的村莊等更多問題。

城市病，同樣還有另外一種表達。

比如大拆大建。島叔的家鄉，某一任市委書記就曾喊出過“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的口號，以轟轟烈烈的拆遷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開著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產，則全民搞借貸，最后資金鏈斷裂，市政府天天被圍。

大拆大建規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運動卻在過去一段時期內轟轟烈烈。一位長期留洋的前輩在飯桌上說，即使是在中國的心臟北京，也絲毫感覺不到這里是中國。看上去，這里和世界上、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也沒有什么分別。這里，有古跡保護的問題，也有千城一面的問題。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局

要治病，得從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們會問：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們會說：除了大城市，我們又能去哪兒呢?

就拿北京來說吧。在島叔的大學同學中，江浙、廣東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戀北京;對他們來說，家鄉的機會同樣很好，環境也更優。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東北等人口眾多又發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區。他們或是因為讀書來到此地(本省沒有什么優質高校)，或是因為距離更、機會更多而選擇離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邊的小城市、小城鎮也因為資源、人才的“虹吸效應”而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在低端產業上徘徊，眾星拱月般地給地區中心城市“作貢獻”。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城鄉不衡、地區發展不衡的問題。而如果說到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治理等問題，同樣是本難念的經。

在城市規模迅速擴展的時代，古跡保護、環境保護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畢竟建設要緊、規模要緊、政績要緊，領導層又換得那么頻繁。在“建設-政績-提拔”的默認邏輯下，官員有強大的動力搞建設(更遑論還可能存在經濟利益操作空間)，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揮棒效應;城市項目怎么改、怎么建、誰來建，也往往決策一言堂、拍腦袋，聽證會走過場，招標內部化。

這也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的中央巡視組，都在巡視的省份提出“領導干部親屬子女插手基建”問題??沒有法治思維，也沒有法治監督環境，遂使人治橫行。

而由于規劃的不合理、拆建的隨意性，不僅造成浪費，也帶來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場，批建歸一個部門，管理歸另外部門;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區和市區的行政重疊，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說災難，就連過早地拆除房屋這件“無傷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讓玻璃工有活兒干”式拉動GDP的事，每年中國就在這事兒上就能浪費超過4600億元。

這么說吧，城市工作幾乎涵蓋你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每一個概念范疇：經濟、社會、生態;戶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社保;拆遷、建設、上訪、城管、衛生、規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況中國認定小城市的規模都是城區常住人口超過20萬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

治

病重、活兒多、根子深，就必須以全局的目光觀之，以更高層級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個統籌”。在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一、統籌空間、規模、產業、提高全局性;二、統籌規劃、建設、管理，提高系統性;三、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輪驅動，提高持續性;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積極性。

聽起來抽象，其實也不是太難。

從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這件事是要和國家整體戰略對接起來的。前面，連著全國的城區規劃、城鎮化戰略;后面，則有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著。也就是說，無論是優化、培育城市群，還是把城市與農村工作聯動，都要放在這個盤子里通盤考慮。說白了，如果全國有十個分布在各個地區的北上廣深式的城市、或者次一級的中心城市，不僅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健康，對于人口流動、資源配置等社會問題也是極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爭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棚戶區、危房、老舊小區改造”，與“7000萬人口脫貧”存在一定政策關聯，也使房地產去庫存具備了政策操作空間。

第二，城市管理者應當更有“定位”思維。1978年開這個會的時候，主體放在“建設”上，有時代背景;49年開類似會議的時候，中國城鎮化率只有18%，同樣需要大搞建設。但現在，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2%，現在已經不是盲目攤大餅、上規模的時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結合資源稟賦、區位優勢、文化，找到自己的獨特賣點?這是擺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題。這個題答得好，，可以解決千城一面的問題;遠，可以掌握改革發展、城市建設的節奏和規劃。

第三，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服務”思維。此次會議，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這其中，不僅有現實發生的災難作為背景，更是要讓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是為了什么。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應該成為一種叩問、一種自省。與戰略、定位相配套，戶籍、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屬此列;對于環境生態的保護和修復，也不只是對上負責地完成任務。

第四，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法治”思維。前任領導定下的規劃，不能換個人就變;提倡城市修補、考慮城市歷史傳承，同樣要求不能隨便大拆大建。同樣，“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確定為城市重大決策的法定程序”，同樣要求法治思維，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導，被規劃方、城市居民只能聽天由命、告解無處。

其實，讓島叔最感興趣的是這一句：“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說，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領導的事兒，而是和反腐、環保、黨建一樣，成為了黨政一把手的事兒。職責明確，干得不好，責任，也就更好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