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當代意義

五四運動是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繼續和發展它將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推向了新的階段

五四運動所表現出來的反帝徹底性，是以前歷次愛國反帝運動所不具備的。在此以前，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過太天國運動、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大規模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但在發展過程中，這些革命斗爭都存在著某種幼稚病，要么將主要目標集中于反對封建勢力，對帝國主義則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缺乏明確的反帝目標和堅決的反帝決心，如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爭的策略，對帝國主義本質認識不清，出現盲目排外傾向，如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則不然。五四時期的人們，民族意識高漲。巴黎和會上中國收回山東權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當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后，有人在《每周評論》上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本國的權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此前人們以為“公理戰勝”，現在則看到，還是帝國主義的權力戰勝了，一度對帝國主義抱有的幻想破滅了。五四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口號，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代中國的兩大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表現出來的徹底反封建性，首先體現在，它將斗爭目標針對封建勢力的總代表??北洋軍閥政府，指向那些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賣國賊。廣大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及部分資產階級，聯合行動，不畏強權，不怕反動政府的威脅和鎮壓，不受反動政府的利誘，表現了一種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決心。這種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代以來反對封建統治者斗爭傳統的繼續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對無恥勾結帝國主義的北洋軍閥政府時，覺悟的人們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主張，“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為中國先進分子進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奠定了基礎。

五四運動所表現出來的徹底反封建性，還表現在對封建主義的猛烈抨擊和對民主科學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爭，多以當權的封建統治者為直接對象，雖也對封建主義進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規模都無法與五四運動同日而語。五四運動既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又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啟蒙運動、解放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從文化領域向封建主義展開了猛烈的、不妥協的斗爭。所謂反封建主義的徹底性，是指它的堅決性而言的，即徹底與封建文化決裂，猛烈向中國封建主義進攻，用陳獨秀的話說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轟擊。他公開聲明：“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是何等的勇猛與無畏!五四運動的參加者許德珩回憶說：“同樣是愛國的革命運動，然而五四運動卻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從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中，進一步明確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死敵，為了救國救民必須與之作殊死的戰斗。”在封建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度里，能夠以無畏的革命氣概，大聲呼喊“民主、自由、等”的口號，真是破天荒的壯舉。

五四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是一面不朽的光輝旗幟以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是一種愛國主義的精神，更是一種革命的精神，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追求進步和光明

愛國主義是中國歷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幟，也是五四運動最豐厚的精神底蘊之一。作為一場徹底的反帝愛國運動，五四運動集中體現了代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并且給它注入了新的內涵。江澤民同志指出：“在五四運動中，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站在前頭，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了徹底的不妥協的斗爭，發揮了先鋒和橋梁作用。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歷史上的愛國主義相比較，具有本質的進步和鮮明的時代特征。”江澤民*所說的這種“本質進步和鮮明的時代特征”，不僅僅表現為人們對民族前途的憂慮和國家命運的思考，表現為廣大人民群眾直接投入反帝運動，以“直接行動”的方式參與了革命斗爭，將愛國主義感情轉化為直接的愛國運動;更重要的是，愛國主義與民主和科學精神相聯系，愛國運動與啟蒙運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愛國主義深化為對民主科學精神的追求。要愛國，就要救亡;要救亡，就要“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就是說，在國內要反對賣國的、腐敗的封建統治者，在國外要反對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怎么樣來救亡?就要學習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救亡推動了啟蒙，啟蒙促進了救亡。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奏，相互激蕩，相得益彰，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時代，給予后來的人們以深刻的啟示。

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并非僅僅指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而是泛指民主觀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種與封建倫理道德和專制制度相對立的精神。“法律上之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自由”，就是對五四時期民主涵意的概括。作為五四新文化旗幟的科學，并不是單指提倡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而是提倡科學精神或科學。民主是專制主義的對立物，科學是蒙昧主義的對立物。主張自由等和個性解放的民主精神與反對愚昧落后和迷信盲從的科學精神，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目標下緊密地結合起來，成為五四時期反對封建主義的一面光輝的旗幟。以民主和科學的五四精神，是一種革命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以徹底的批判精神從上動搖了封建主義的統治，促進了人們的空前解放。在“德先生”、“賽先生”旗幟引導下的徹底的反封建斗爭，與戊戌和辛亥時期的反封建相比，更加旗幟鮮明，更加豐富多采，更加理直氣壯。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和解放，就沒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眾愛國運動，更不會出現五四運動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高潮。毛澤東贊譽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資本主義衰敗、*興盛的世界發展大趨勢中，發生在辛亥革命失敗、十月革命勝利和中國無產階級發展壯大之時，就必然為*新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掃清道路。五四運動后，*思潮勃興，馬克思主義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五四時期的大解放，為中國*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這種歷史前提下產生的，這是五四運動發展演化的內在邏輯，是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五四運動將先進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歷程，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直接促發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先進人們對*的選擇，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和干部的準備

一部中國代史，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結合，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同時又是中國先進分子學習西方、追求進步、不斷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無論是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還是辛亥革命，都沒有能夠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毛澤東當年曾經生動地描述過這種情況：“中國人沒有什么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武器和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奮斗，失敗，救國理想的破滅，教育了奮進中的中國人民。國家的情況一天天變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隨著辛亥革命果實落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手中，中華民族的危機不僅沒有解除，反而加深了。面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現狀，中國的先進分子繼續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求索。辛亥革命以后交織著勝利與失敗、前進與倒退、民主與專制、復辟與反復辟、新文化與舊文化、侵略與反侵略等一系列極端復雜的社會矛盾，五四運動正是在這個社會背景上必然要發生的革命運動。它是當時的先進分子為擺脫嚴重的社會危機、獲得新的革命真理而進行的一次改造社會的演。它以辛亥革命所未曾有的姿態，力圖從政治上、上對封建制度進行一次清理，用新的民主革命的風雨抗擊專制主義的毒焰，呼喚古老中國的新生：“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他們這種棄舊圖新的努力，昭示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新的轉機。五四運動宣告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開始。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呼聲。正是在這種呼聲中，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逐步被拋棄，*受到普遍的關注，形成了一個介紹和討論*的熱潮。先進的分子經過介紹、研究、比較、爭論、實驗，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

進步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經過了長期的摸索和艱難的選擇。十月革命前，在中國人面前只有兩種武器可供選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十月革命為中國人提供了第三種選擇：*。青年毛澤東興奮地宣布：“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陳獨秀在五四運動過后不久也說：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動”，這種直接行動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過的，五四運動的發生和發展，證明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國的有效性。這樣，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就成為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的推動力量。老同盟會會員董必武說：我們從俄國革命中，見到了群眾運動，又見五四運動是群眾運動，所以五四運動后，我們就開始想俄國與中國問題，開始談馬克思主義。另一老同盟會會員吳玉章也回憶說：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但不知道這新辦法應是怎樣;“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路”，這種“日益強烈、日益明確”起來。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一批先進分子開始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歐美轉向俄國，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還在五四前夜，李大釗就率先在中國大地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五四以后，被譽為這個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毛澤東也是在五四運動以后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在1919年6卷5期出了馬克思研究專號，從1920年9月起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主要陣地、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在1920年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批愛國斗爭的積極參加者成了中國北方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骨干。五四時期的許多進步社團中的激進分子也先后走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孫中山從五四運動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的轉變也是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開始的。

五四運動中，年輕的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正是它的參加，使五四運動跳出了單純的學生運動的范圍，促進了運動的擴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釋放被捕學生，罷免曹、陸、章三個賣國賊，使運動取得了第一回合勝利;正是它的參加，作為運動先鋒隊的青年知識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強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約上簽字，才使五四運動取得直接的勝利。更為重要的是，青年知識分子通過五四運動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們發起到民間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國去、到俄國去等各種活動，使在五四運動中涌現出的一批具有進步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開始自覺地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這樣，馬克思主義通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中間橋梁作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正是這種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干部上和上的準備。從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僅有了可靠的物質載體，而且由革命的理論宣傳轉變為革命實踐，開辟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總之，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它標志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掀開了代中國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偉大斗爭的序幕。五四運動昭示人們，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愛國、進步、民主和科學，是民族復興的精神支柱;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的選擇，標志著國家發展的方向。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已經載入了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們，讓我們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繼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