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省、市委和市衛生計生委關于作風建設的部署要求,深化“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我院開展了“不擔當不作為”專項整治活動,針對當前全院存在的“不擔當不作為”問題進行專項整治。結合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雙聯雙創”等活動,對照專項整治的主要內容,我認真查找了個人層面存在的“不擔當不作為”問題。通過自查自糾,在日常工作中,我也存在一些“不擔當不作為”問題,現作一總結報告。
一、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遵守規矩,工作不夠大膽,敢于擔當的能力和素質有待提高。
一名領導干部,如果沒有科學決策的能力,沒有抓落實的能力,沒有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如何能從容應對各種任務和挑戰,牢牢掌握工作主動權?如何善于把握大局大勢,駕馭復雜局面,解決突出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我捫心自問覺得敢于擔當的能力和素質有待提還有待于提高。作為科室負責人、外科黨支部委員,其責任不僅關乎支部每個黨員及科室職工,更關乎的是醫院黨組織發展。有時候缺少對現實情況的了解,缺乏對復雜局面的判斷,看不清趨勢,做不出決斷。有時面對醫院重點工作任務,怕有風險,不敢創新突破,不敢大膽去試、大膽去闖,缺乏攻堅克難的志氣、敢闖敢試的銳氣、大膽負責的勇氣,沒有先例的事不敢干,不敢越“雷池”半步,缺少大刀闊斧、奮力開拓的精神頭。
2、有時存在精神懈怠、不思進取,不想擔當作為的。
在工作中,有時有等靠。對上級和醫院重大決策部署缺乏深入研究思考,懶惰,看不到新常態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有時對一些醫院已經明確要求推進的重點工作,等文件、等指示;有了文件、指示,還要等上級調度,等兄弟科室先行、出經驗,缺乏先創先干和主動擔當的意識。有時看到別人享受玩樂,而自己卻在拼命苦干,心理不衡,出現精神懈怠和享受。怕決策失誤,不敢大膽拍板。對一些正常辦理的事項,怕出問題、不敢辦,凡事層層請示匯報,讓領導簽字,一直要到主要負責同志那里才能定。
3、有時存在辦法不多,不會擔當作為的情況。
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知識儲備不足。對新常態下如何更好地開展工作,主動研究不夠,措施辦法不多,凡事等著上級出政策、領導出主意。有時把工作推進慢、任務不落實,歸咎于領導不重視、職工不積極等外部因素,不能從自身找原因;對科室管理工作相關的新知識、新業務學習缺乏積極性,指導工作時出現了“本領恐慌”、“能力危機”。
二、整改措施
1、努力提高敢于擔當的能力和素質。在日后的工作中,凡事要從大局觀考慮問題,理清現實,科學決策,勇于決斷,敢于擔當。樹立攻堅克難、敢闖敢試、不怕風險、大膽負責的勇氣。
2、工作中勤思考、多學習,杜絕等、靠、要和懶散;干工作不推諉、扯皮,不避重就輕,要積極主動,先創先干,主動擔當;要有干事創業,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精神,把工作當成一項事業來做。
3、工作中,要有責任心,親力親為,勇于擔責,不消極懈怠,不得過且過。
4、加強業務和管理知識學習,增加知識儲備,提高自身素質;多想多思,主動研究工作方法和措施;凡事不能光依靠上級領導,要自己主動想辦法,杜絕依賴。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硬骨頭有增無減,經濟轉型的任務日益加重,社會治理的難度在加大。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一些領導干部對既要干事還要守規矩的新要求還不適應,在管住了手腳的同時,也懈怠了,不擔當、不作為現象屢屢出現。
不擔當不作為的幾種表現形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出臺了一系列規范領導干部行為的規定,促進了黨風政風好轉,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可。但在實際工作中,有些領導干部卻產生了主觀的誤解,以為只要不發生問題,懶政怠政都不是問題。這種“不干事就不出事”的想法,導致有些領導干部在其位不謀其政。
主觀心理表現形式。一是不講是非,只講世故。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和所謂的“潛規則”,講原則、不顧真理、只講關系,只看領導怎么說,只看部門怎么講,只看書面材料怎么寫,就是不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其根本在于把個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二是不講有為,只求無過。在其位不謀其政,遇到矛盾繞著走,聽到群眾訴求躲著行,推諉扯皮、敷衍塞責,假悟“真道”之名,行庸政懶政之實。三是不講批評,只講和氣。慣于當老好人,講一團和氣,對問題不敢說不敢講。有的當面不說背后說,時不說關鍵時候亂說。更有甚者,身陷其中推波助瀾。四是不敢擔責,只會諉過。做事怕擔責任,患得患失。
客觀行為表現形式。一是面對新常態無所適從。觀念轉變不及時,存在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甚至出現本領恐慌、能力不足,把新常態作為口號,以會議傳達會議、以文件傳達文件,甘當“二傳手”。二是面對新問題難以決斷。該決策的不決策,該拍板的不拍板,凡事層層請示匯報;有的同志對本來自己能夠單獨拍板的事,非要召開會議研究研究,看似作風民主、決策民主,實際目的是有責任大家共同承擔。三是面對新任務束手無策。遇到棘手問題“向上看”,遇到繁重任務“向下看”,遇到發展差距“向后看”。
不愿擔當不敢擔當的原因
*在初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指出,受成長經歷、社會現實、政治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干部隊伍也存在“復雜”情況,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部分干部困惑增多,積極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為官不為”。究其原因,有的是能力不足而“不能為”,有的是動力不足而“不想為”,有的是擔當不足而“不敢為”。從工作實踐中的體會而言,深層次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缺失信仰,價值觀念錯亂,不善擔當。當前我國既處于全面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又處在社會矛盾沖突的凸顯期,社會各種價值觀念呈現龐雜多元趨勢,利益關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身處多種社會關系之中的黨員領導干部所具有的身份更是多重的,他們既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又是各自工作崗位和事業上的負責人,還是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自然人,在面對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發生沖突、產生矛盾時,特別是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面臨“損失”時,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往往會“不淡定”,不能正確處理當中利害關系,價值觀念極易發生偏差,經常以保全自己利益不受損失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導致出現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不愿擔當、不敢擔當、不善擔當等問題。
缺失黨性,群眾意識不強,不想擔當。當下,個別黨員領導干部身上存在著的上求“穩”、觀念上求“守”、心理上求“躲”等慵懶現象,以及“不求有政績,但求無過失”的懶政心理,歸其主觀原因是黨性淡薄、群眾意識不強,不想擔當。在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看來,和自己的面子、位子、車子、票子、房子相比,黨的利益、群眾利益都是浮云,可有可無。如果為了黨的事業和群眾利益而“丟面子、打板子、抓辮子、挪位子”,是得不償失、不能接受的。有了這樣的想法,出現不想擔當、不愿擔當的現象就可以理解了。沒有真正將黨的利益、國家利益、群眾利益作為最高行動準繩的領導干部,都是在深處藏著極端“個人主義”。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這樣的黨員領導干部都是不稱職的領導干部,更是不稱職的共產黨員。當黨員領導干部將極端“個人主義”凌駕于黨、國家和群眾利益之上時,他必然會或早或晚地走上與黨和人民對立的道路。
缺失能力,缺乏擔當意識,不會擔當。敢于擔當不是空談,更不是憑空幻想的空中樓閣,它需要黨員領導干部具有真才實學、真知灼見,以擔負起黨所賦予的神圣使命和人民所寄予的深切期盼。當下個別地區、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在一些任務重、阻力大、困難多的重點難點項目開展過程中畏首畏尾、優柔寡斷,難有作為、難有建樹,一切唯領導、唯文件、唯指示行事辦事,沒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究其原因是其對自己的領導能力不自信,對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不自信,缺乏干事創業的能力。這樣的領導干部不是不想擔當,而是缺乏勇于擔當的能力,不能擔當、不會擔當,尤其是在面對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激化、突發事件頻發的今天,他們更加缺乏破解難題的能力和勇氣,只寄望于老辦法、老手段來拖延矛盾的爆發以保全自己的位子,甘愿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混日子,擔負不起工作所賦予的各項職責、任務。
缺失監督,獎懲力度不夠,不愿擔當。從現行各項政治制度和政策層面來看,并不是所有政策制度都有利于敢于擔當的干部脫穎而出。如個別領導干部對敢于擔當的干部存在偏見,認為他們總“惹事”,不聽組織的話,因而對他們不支持、不鼓勵甚至排斥;對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求全責備,以成敗論英雄,不允許失敗,不允許糾正錯誤;把選拔使用干部當作福利待遇,論資排輩,看年頭提拔,把不出錯當作晉升選拔的重要條件;對于創新型、實干型干部缺少應有的關心和培養選拔綠色通道等。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敢于擔當干部的干事熱情。還有在個別單位工作分工不合理,權力過分集中,“一把手”就是“天”,說的話就得聽,不聽就是沒能力,同時又缺少有效的監督,導致副職、一般干部缺乏應有“位置”,干事創業的舞臺不大,使他們想負責沒有事做,敢碰硬沒有權力,想創新缺少機會,從而一步步走向不愿擔當的境地。
如何解決個別領導干部不擔當不作為的問題
權利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把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凝聚為6個字:忠誠、干凈、擔當。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就是要把權利與義務、責任與擔當有機統一起來,強化問責,落實主體責任,抓住“關鍵少數”,突出管黨治黨的鮮明。在實際工作中,要在全體黨員干部中形成“敢擔當、勇作為”的局面,必須綜合施策,總體推進,全方位地形成為擔當者擔當的局面。
強化制度的約束機制。通過制度約束,讓黨員領導干部按制度開展工作,通過對黨員領導干部的嚴格日常監督管理,避免黨員領導干部懶政怠政。發揮紀檢監察和組織部門督查作用,完善針對不作為現象的監督檢查,強化對干部“所作所為”的監督考核。改變過去“不提拔不考核、不到年底不考核”的做法,加強干部日常考核、專項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完善績效評估、群眾評議、實地調查等了解干部的辦法。改變單純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橫向比較的辦法,把干部考核的重點放在其在位期間解決本地區本部門突出問題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上。尤其要把“為官不為”作為紀檢監察工作的重要內容,嚴格執法執紀,讓不為者受到懲戒,把為官動機不純者堅決清理出干部隊伍。要探索公務員合理退出和淘汰機制,打通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路徑。幾年來,為了從嚴治黨,治理不擔當不作為,中央陸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新的規章制度。比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把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要求,給昏官、懶官、庸官上緊“發條”,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嚴厲懲處,對不擔當不作為等懶政怠政行為起到巨大的震懾作用。
探索建立“容錯機制”。一個民族要進步要發展必須要創新,鄧小同志說過,“不干事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要想創新、干事就不可能不出錯,出現偏差失誤后,我們要從實際出發考量,看是公是私,考慮客觀環境影響,給予理解和支持,不能完全用現有尺子對試錯行為進行判決,用現有規定評判過去的事,這樣有失偏頗。如果凡事都看上層有沒有規定,抱著底線思維過日子,就容易造成循規蹈矩,干不成事。各級組織不能被輿論綁架,如果面對輿論壓力,不管當事人做得對錯,都給予處分,就沒有了政治定力。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允許試錯、寬容失敗,健全完善“容錯機制”,弘揚敢想、敢干、敢做善為的正能量。建立健全“容錯機制”,給予一定的“試錯權”,是保護和調動干部干事創業積極性,鼓勵大膽試、大膽闖的必備條件。當然,“容錯機制”“試錯權”必須置于嚴格的監控機制之下,以便把失誤帶來的損失控制在可控的范圍之內,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成果。實施過程中,只要做到“政策允許、程序合規、民主決策、干部干凈”,即使出現失誤,應當只汲取教訓,不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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