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其中“詩稱家數”一則，袁枚舉同葉燮語相提并論，最見其見解共鳴處），雖然他形諸文字的議論不多。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性靈派詩人都像袁枚這樣喜歡宣揚自己的詩歌主張。比如胡天游就絕口不談詩，偶為人作詩序，也只是敘交誼，從不標榜其詩歌觀念，但這不妨礙他以性靈派的作風來寫詩。又如程晉芳，洪亮吉稱其“性靈句實逼香山”，但他也只承認己詩“多易情語”（程晉芳《臥云山人詩序》，《勉行堂詩文集》，黃山書社2012年版），并未提到過似性靈的概念。

其實在許多時候，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根據某個詩人是否言必稱性靈來判斷他是否屬于性靈派。正如前文提到的，性靈派和格調派的差別在于論詩立場的破與立，凡論詩必誡人應如何如何的多為格調派，而論詩誡人無須如何如何的多為性靈派。如陶元藻《鳧亭詩話》卷上云：“余生最不喜回文、雙聲、疊韻等詩。蓋作詩者詞以就意，故能自抒己見；若此等詩，皆以意就詞，則必不能暢所欲言，而性靈晦矣。”又云：“學江西勿就，必槎?不材；學西昆勿成，必??難化。吾勸作詩者，只須就自己本色寫去，到得佳處，亦無不傳，何苦別求宗派。”（陶元藻《全浙詩話》附，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5冊）這都是誡人作詩無須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提性靈二字，也知道是性靈派。陶元藻是袁枚很欣賞的詩人，《隨園詩話》再三稱道不置，程晉芳也許其詩“出語必自己，雕刻萬物情”（程晉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韻》，《勉行堂詩文集》），視之為性靈派同道是不用懷疑的。又如桐城吳詢，其《畫溪草堂論詩》謂“做文字而無本者非也，做文字而必求有本者亦非也”；又謂不讀書不可為詩，然“讀書萬卷而不?一破字，則下筆必有魔”；又謂論詩忌道學氣固非也，然如《擊壤集》又過矣。這都很像袁枚，持論不執一偏，力破執著之見。至于說“觀飲食男女之情，可以知王道之本；聽草野鄙俚之曲，可以悟正始之音”，“宋人知詩言志而不知歌永言，唐人知永言而言志則未足，故曰正心誠意者，詩之命脈也；風雨露雷者，詩之鼓吹也；飲食男女、或歌或泣、愚不肖之性情話言，皆詩之妙境也”（吳詢《畫溪草堂論詩》，《畫溪詩集》附，乾隆刊本），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性靈派立場。

談到袁枚對乾隆詩學的影響，除了性靈派內部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群體與他密切相關，但歷來的研究者都未予注意。一個是高密詩派，一個是桐城派。高密詩派之出名，首先與袁枚對李憲喬兄弟的表彰有關，這個問題在后文論述高密詩派時將專門討論。桐城派表面看來與袁枚關系不大，姚鼐的詩學觀念似乎也與袁枚異路，但我們不能忘記，姚鼐是為袁枚撰寫墓志銘的作家，他們的關系會一般嗎？年已有學者注意到袁枚和桐城派的關系（周新道《袁枚詩論初探??兼論與桐城派的關系》，《江淮論壇》2001年第6期），這也是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如果我們考慮到袁枚在乾隆后期無遠弗屆的影響，就可以將一些看似無關的議論與袁枚的性靈詩學聯系起來。但這需要廣泛的閱讀，更深入地發掘史料。

三、 對清代后期詩學的影響

一個挑戰各種流行學說并且與傳統觀念為敵的藝術家，最終通常也會淪為后輩敵視的異類。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晚年，當屬于的畫家們眾叛親離紛紛棄他而去時，他卻懷著喜悅和深深的滿足說：“我的自豪僅此而已??當今這個的人，以我為敵。”袁枚幸運地沒看到舉世以他為敵的那一天。在他生前，除了一些正統文人對他的生活作風有所不滿，有些規勸甚至要給予某種制裁外，沒有人否定他的詩歌成就。其性靈詩學在乾隆后期更是風靡一世，就像郭紹虞先生說的，“在當時，整個的詩壇上似乎只見他的理論；其他作風，其他主張，都成為他的敗鱗殘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頁）。隨著《隨園詩話》的陸續刊行，袁枚詩學的影響在乾隆末嘉慶初達到頂峰。年學界已注意到，《隨園詩話》一書乃是清代版刻史上的一個奇跡，竟然刊行不久即出現翻印本。袁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詩云：“自梓詩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袁枚《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三）《詩話》補遺卷三也提到，“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嘉慶九年（1804）即日本文化元年，神谷謙、柏昶就根據乾隆五十七年刊十六卷補遺四卷本，重編《隨園詩話同補遺》十二卷，去行世僅十三年，可見行銷、流播之速。道光末李樹滋撰《石樵詩話》，曾提到：“日詩話之盛行宇內，無如袁簡齋《隨園詩話》，幾乎家有其書矣。”

（李樹滋《石樵詩話》卷三，道光二十九年湖湘采珍山館刊巾箱本。按：書中曾記道光二十六年（1846）晤李湘山事，知撰于道光末）晚清吳趼人所著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25回也提到袁書是“人人都看見過的”。迄止清末，《隨園詩話》至少已刊行三十多種版本，另有多種鈔本、改編本傳世。其版本之多，在經書之外，堪與《三國志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并列為清代四大暢銷書（王學泰《隨園詩話趣談：清代中葉暢銷書趣談》，《人民日報》2010年6月14日），無可爭議地是清代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詩話。其影響不只限于中土，也波及鄰國。《隨園詩話》補遺卷四已載朝鮮史臣樸齊家以重價購《小倉山房集》，其性靈詩說也隨之流傳于朝鮮，對朝鮮詩話產生一定影響（袁枚詩學對朝鮮的影響，崔日義《韓國朝鮮后期詩壇接受袁枚詩學之狀況》[《蘇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一文曾涉及，可參看）。

但同時袁枚也是身后遭受唾罵最烈的文人，錢鐘書《談藝錄》曾專門指摘清人對他的批評。凌廷堪《絕句四首》有云：“自怯空疏論轉嚴，儒林文苑豈能兼？不聞盧駱王楊輩，樸學曾將賈馬嫌。”這是批評袁枚鄙薄從事經學考訂之士。戚孝標《?惑》也有“人品不足齒，詩文亦何論。況觀所論著，無一究根源”的叱責（戚學標《景文堂詩集》五古，乾隆刊本）。劉廣智甚至曾撰詩話一卷專詆袁枚，見王昶《湖海詩傳》。此外像查梅史斥之為風雅罪人，譚獻斥之為文妖，不一而足。就連一生追慕袁枚的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十論及袁枚紀游冊，也很不以狎褻為然，遑論他人？晚清朱庭珍概括袁枚性靈詩學流行的原因，說，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云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于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于借口。眼前?事，口角細言，拈來即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為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于彼教自雄，誠為捷徑矣。（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4冊）其影響波及之久，直到朱庭珍評述性靈派名家之得失，猶不能不深惡痛絕，視同仇讎，稱“學者于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稍，恐一沾余，即無藥可醫，終身難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論未免有犯眾忌，將為招尤之鵠。然為詩學計，欲扶大雅，不能不大聲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聾聵而挽頹波！”（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4冊）感覺其恐懼仇視之甚，不亞于當年長老之嚴誡子弟不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