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彥儒

前幾日，應創建蘇州市教育現代化實驗初級中學的驗收評估要求，我被指定開了一節公開課。會后，專家組找到我進行了一次深度訪談。說實話當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在去接受訪談的路上心里總是在想著這樣的幾個問題：哪兒會出現紕漏呢？會有明顯的常識性錯誤嗎？沒想到專家給我的意見是課上得很好，貫徹了課改精神……

聽后，我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年前我的中學地理老師。

那時，沒有課改的說法，只有高考的要求。記得他上課時，總是腋下夾著一本書，微笑著走進教室，盡管臉上有很多痣，但我們仍覺得他親切英俊。他上課難得翻書，只是需要講某個練題時才偶爾翻一下教材。他上課從不批評我們，對不遵守紀律的同學，只生氣地瞪他一眼；同學們馬上集體回頭給他一個白眼，那位說話的同學立刻面紅耳赤，低下了頭，于是他繼續講課。當時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氣氛，是因為他生動、有條理的講課。這種風格一直影響到我的今天。

他上課，總是寫完標題后，就開始拿著地圖冊領著我們一起邊翻邊講起來，從國家、地區的地理位置、地形、氣候、河流到農業概況；從板塊漂移、地質構造到礦藏；從農業發展、礦藏儲量分布、人口遷移到城市變遷……他不斷地一邊分析一邊提問學生，一節課就在不知不覺當中度過了。下課后同學們一看書，竟發現課上學到的知識要比教材上多得多。每逢大型考試后，同學們私下里校對答案竟像吵架，總要辨論好久。考試結束時往往發現我們的答案比提供的參考答案多好幾倍。一學期的地理教材沒講完一半的時候同學們就紛紛更換新地圖冊了。

這種作風直接影響到我今天的教風，每逢上《歷史與社會》課的地理部分時，我心底里總不愿意給同學們直接的結論，喜歡領著我的學生們看著地圖冊從各個方面去分析，寧可多花一半的時間也要一步一步地邊討論邊分析到結論上去。同樣的也會出現當年的情況，那就是我的結論往往比課本上的多。面對著少量同學們的抱怨，我只能笑著說：“事情重在掌握規律啊！”實際上我心里在還著一個愿：“尊敬的老師，我不小心把您的衣缽繼承了。”

感謝二十年前的“課改”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