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邊地區“專業農場”為例，對于普通農民而言，由于農民骨子里對土地的依賴，就像房屋一樣，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愿意將土地轉讓或者出租。土地流轉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尤其是“專業農場”這種他們從未見聞過的形式，像股民觀望股市一樣一部分農民也會持觀望態度。對于風險和收益的權衡問題，由于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弱所以總是偏安于穩定一隅。而對于土地承包者而言，專業農場的開發與生產需要大筆的資金，這需要銀行的貸款和政府的優惠，關系到個體的切身利益。風險在法律完善和政府保護之下能夠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在市場經濟之中，專業農場的生存也要有很大的勇氣。“2011年，延邊地區獲得政策資金傾斜的專業農場數量僅占所有農場數的11.6%。所以，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專業農場主往往選擇安于現狀，影響了農場規模的發展和生產的擴大。”[7]

（五）規模經營在民族地區獨特農業環境中難以高質量實現

吉林省西北部低，東南部地勢較高且多丘陵山地。吉林省少數民族中人口占比最多的朝鮮族生活在中朝邊界即吉林省東部地區，復雜的地形地貌地表特征沒有省內中西部原適宜種植農作物。東部地區山地多樹木森林，耕地面積有限，大片整土地相對較少，給大機械化生產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巨大困難，大規模集聚化生產有一定壓力。這使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在相關地區獨特的農業環境中難以高質量高效率實現。

（六）少數民族邊緣化傾向，社會保障不健全，參與政治經濟過程表達利益的渠道有待完善

多民族特點下少數民族邊緣化問題顯現。土地流轉有效進行能夠增加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收入，但由于生產慣、民族文化、人口特點等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農民投身現代化農業的水低，難以表達自身利益，邊緣化問題在農村土地流轉的過程中顯現。少數民族的農民在脫離傳統生產經營走向現代化農業生產的過程中，民族融合程度較高的地區農民適應現代化的能力更強，能夠取得較高的經濟報酬，在具體土地流轉過程中有可觀的收益。而一部分少數民族農民因為長期單獨生產生活，難以接受土地流轉政策，縱使流轉后，在個人收益方面也達不到預期，權利得不到特殊照顧，社會保障難以享受，社會地位難以滿足，容易產生邊緣感。此外，少數民族的獨特農業活動受到土地流轉影響，一部分農民流向城市務工，從事非農業勞動。由于語言差異、文化差異、生產差異，在新的生活中心難以找到合適的落腳點，難免與主流文化和主流人群存在隔閡，難以享受等的社會保障，很難參與政治經濟過程表達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邊緣化傾向，同時也加深了城市管理的難度。

總之，吉林省民族地區農村土地流轉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想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吉林省少數民族農民的利益，就要落實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在一定時期穩定的對策，加強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風險控制。將規模經營和糧食高產的政策向民族地區傾斜。規范農村土地流轉中的政府行為。加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鼓勵少數民族表達利益和參與政治經濟過程。吉林省政府還需要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解決好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土地流轉問題。